站在 2025 年末回望，这一路走来，黄亚中对「站上舞台」这件事有了更深的理解。从柏林德意志歌剧院7年的驻院生涯，到离开体制、成为自由歌手，再到重返拜鲁特这座被视为华格纳圣殿的舞台，每一步都不是预设好的答案，而是在不断提问中前行的选择。面对读者的关心与提问，黄亚中分享的不只是角色与成就，而是身为一名台湾声乐家，如何在国际舞台上用声音证明自己，并且持续为下一个未知的阶段，准备好回答。
Q：为什么会决定出国发展？身为台湾人，在台湾的音乐教育对走声乐这行有帮助吗？
A：我决定出国发展的种子是在 16 岁时种下的。当时跟随我的第一位声乐老师廖聪文学习，听闻老师是从柏林回来的，那时我连德国在哪都不知道，心里便埋下了未来去柏林念书的愿望。后来我在台湾念了东吴大学音乐系，接受了扎实的音乐基础训练。我认为台湾的音乐训练对我非常有帮助，出国后才发现台湾的基础训练（如听写、乐理、视唱）甚至比国外更扎实。虽然在柏林攻读硕士时学得更专精，但大学时期打下的基础让我在德国非常受用，甚至让我从台湾的后段班变成了德国的高材生。如果让我重来一次，我未必会选择在大学时就出国。
Q：请问您如何能这么自在地歌唱和表达？
A：首先我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因为等于是对我的认可。就像我现在的说话，不管被认为是紧张、自在或自信，这都是专业训练的一环。身为歌手或歌剧演员，我会将这一切视为「演」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在不同环境会给自己设定不同的「人设」一样。其实我在台上唱的时候，心里非常紧张且孤单。上台后只能相信自己，所以外界看到的自在与自信，其实都是透过意识与训练呈现出来的效果。只要观念一转，就会明白台上的每一分表现都是有意识的成果。
Q：你说是靠训练而能自在表达与歌唱，那您在学表演之前，以前是比较害羞吗？
A：其实也是真的哦。上台的姿态、眼神，比方说我现在一个很有自信的眼神，或者我有一点没自信的眼神，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可以靠训练出来。但必须说在台湾，或大部分亚洲人或许比欧美人士在情绪表达上更保守一点。我实际到柏林艺术大学念书时，在肢体开发课及导演给的戏剧课上有学到，我要更大胆、放开地展现自己。过去的我不太敢做太多事情，现在我知道我可以动一下、可以随便做一段动作。在训练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慢慢改变，我敢更展现自己，但让自己起鸡皮疙瘩或有点尴尬感还是一定会有，只是我们要克服它。
Q：请问您会怎么对不同时期的歌剧唱法做诠释上的调整，比如说像董尼才悌（Gaetano Donizetti）跟浦契尼（Giacomo Puccini）的歌剧上，您在诠释上做什么改变，还有运用的技巧？
A：这个问题很专业。我们学的是几百年前的东西，比如莫札特的时代离现在几百年了，那个时候的唱法跟现在有很大差别。即便大家熟悉的流行歌，差个 50 年就有完全不同的唱法。
提到董尼才悌，他跟浦契尼中间有一段很大差距。董尼才悌接近美声时期，我会处理得比较细致，音乐诠释上会更专心在气息，然后把「美声」这件事唱好。我个人认为那个时期的东西我会更专注在「唱」上面，唱跟演的比重，唱可能会放得多一点。例如莫札特，我就不会在高音下来的时候加一个滑音，因为那个时代或许没有那样的诠释方式。浦契尼有时谱上没写滑音，但当时留存下来的录音习惯都有。滑音是到了后面浪漫派、大家想要「撒狗血」的时候才出现的。诠释方式不是一定的，可以跟老师了解讨论，这都是可以再好好想的。
Q：亚洲声乐家在国际舞台上很少见，尤其是男高音更是稀有，想必您在求学到进入职业舞台的过程中一定花了很大的功夫！想知道您在求学期间是如何规划自己的学业与生活，在参与征选的过程中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情与想法，又如何训练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声乐家。（来自目前正在留学的男高音）
A：在国外念书并不轻松，尤其在欧洲，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当然不会是用中文嘛！英文或许用得到，但上课还是得用当地语言，不管是德文或德文等等。必须一直专注在让语言进步，至少在生活、工作上都没问题。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签证」。如果你想在国外留下来工作，不论是唱独唱、合唱团，签证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我的规划是，在学期间我就必须开始面试经纪公司，或者找比赛，让自己多露面、让大家看见。这个世界非常竞争，永远不会有那种「我准备好了」的一刻。即便我现在进职场9年了，我还是觉得必须继续进步，永远没有真正准备好的一刻。所以要让自己处于「虽然没准备好，但我可以展现当下最好的自己」的状态，在求学期间就开始试著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Q：您在征选的过程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情跟想法？
A：甄选不论是考学校或工作，心里都有极大压力。对于歌者来说，只要一感冒感觉一切就毁了。我们平时的训练就是为了在突发状况时，还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准。心态也很重要，如果你在台上破一次音，可能接下来一整场音乐会一碰到那个音你就很紧张，肌肉会告诉你说「喔，你要破音了，好，我帮你」，就又破一次，变成恶性循环。所以心情调适很重要，这条路很长，不需要一次就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