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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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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没有主义的年代必要之恶
之前几篇论及伦理体制的诉求，以及它对当代艺术发展的影响，现在轮到历史同样久远、威力同样不减的艺术之诗学体制（poetic regime of art）。 诗学体制创始于亚里斯多德。他所指的诗学（poetics）不是光指写诗的艺术，还包括创作戏剧的艺术，后来它的指涉更为广泛，小说有诗学，电影有诗学，纪录片也有诗学。 艺术的与政治的 在洪席耶的术语里，诗学体制又称「典范体制」（representative regime）。我之前跟著别人将它译为「再现体制」，如此并无大错，但「典范」较能表达洪席耶的观点：再现（representation）和模拟（mimesis）有关，字面本身并未涉及取舍的问题，「典范」则指「该选什么题材或人物再现」，以及「选择再现的事物是否具备代表性」。典范的意思就是：分量要够，代表性要强。 因此这个体制有其技巧面，诉诸美感的一面，亦有其政治面，诉诸观感的一面。这两面实为一体，难以二分；当一个作家思考要不要将某个元素加入（或剔除）作品时，他同时在设想艺术与政治两个层面。但为了方便解释，咱们先从技巧面谈起。 亚里斯多德论及悲剧时提出6大元素，并给予优先顺序：情节、人物、思想、文字、音乐、景观。他从上个世纪留下的多部作品中归纳出这个顺序，原本有其描述的成分，然而一旦被后人视为圭臬，他的诗学自然成为体制。 既然是规范或法则，就得面对时间的考验及后人的挑战。到了文艺复兴的悲剧，人物与思想已和情节平起平坐；较之于伊底帕斯，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可复杂多了。在18、19世纪期间的通俗剧里，情节夺回了王座，然而到了荒谬剧场，情节已失去分量；时间再往前推到20世纪末期以降，人物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参考《人物的死亡》〔The Death of Character〕）。至于现今流行的音乐剧，音乐和景观至为重要，思想则可有可无。 小说的发展有点类似，传奇小说的年代情节举足轻重，到了海明威时期，情节却被视为毒药。以1990年代以降的台湾小说为例，文字凌驾其他元素之上，它自我繁殖，呓语联翩无穷尽，以致情节走失在文字迷宫里，因此才会出现「现在的小说家已经不会说故事」这种有点道理但没切中要点的批评。 有凭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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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室碎碎念 Editorial编辑室碎碎念
我从2021年开始支援两厅院《好哲凳》思辨讲座和Podcast，我念哲学，对艺术涉猎有限，在这合作之前，我最深的艺术体验应该是游玩PS上的动作游戏《血源诅咒》。《好哲凳》对我来说相当新鲜，让我看到艺术的趣味，也看到哲学实用的可能。《好哲凳》希望促进艺术和社会之间的对话，我们邀请社会议题的倡议者、科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来跟艺术家交换意见，因为我们相信人对美感、知识和良好社会、多元文化的向往有共通性，也相信这些事情最终都是关于我们可以如何活出美好生活，成为更好的人。 对我来说，人类和人类生活互为因果。一方面人类决定自己要如何生活，另一方面，你能想像你接下来要如何生活，这也决定于你过去的生活经验。文化上许多革新和多元仰赖艺术家的创意和努力，也仰赖人类累积至今的文化土壤能激发这些创意、社会氛围能支持和包容这些努力。在这期《PAR》的封面故事系列专文里，我们邀请了几位专家，从不同方向聊聊，这些「艺术家背后的手」如何影响创作和诠释的自由，而我们又有哪些事情可做。 从酷儿观点出发，郑芳婷讨论现实社会对性的看法如何约束我们的想像，以及艺术如何一方面诞生于现实，一方面反过来改变现实，让我们能看得更广。借由当代分析美学的养分，林斯谚讨论艺术的观众能有多少诠释的自由，我们什么时候有理由参考创作者的意见，什么时候应该考虑「作者已死」。以文化演化的观点看，叶多涵让我们能看出多元社会的潜力，了解当文化濒亡，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最后，蔡宜文反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当选项看起来增加，自由其实减少。 这些讨论都跟我们进行创作和诠释时的「预设条件」有关，只有了解自己背后有哪些手，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为何拥有现在、为何向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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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企画 Feature
镕铸人性于纯粹 提炼幽默与哲思
季利安的舞作从不止于形式上的实验，即不止于仅把「身体」当作舞蹈艺术媒介那样埋首在纯媒介性的探索。透过乾净、锐利、优雅的现当代芭蕾肢体，他将对「人」、「关系」的探索镕铸于高度纯粹的舞蹈表现，而他的作品，亦呈现了遍历人生诸般风景、遍尝「表演」与「真实」交相辩证的诸般滋味后，从中提炼出来的幽默与哲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