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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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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体关于语言
YC， 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17年。那一年，我们和大墨（编按：王墨林）导演，以及韩国Shiim剧团的洪承伊、白大铉合作了《脱北者》。所谓「脱北者」，指的是透过非正常管道离开朝鲜、跨越北纬38度边界，来到韩国生活的公民。由于题材涉及南北韩、台共和马共的冷战记忆史，演出中交织了多种语言，韩语、华语、粤语、马来语，声音的历史化在舞台上彼此呼应，微妙地映照出相异却相似的处境。 这部作品先在台北排练和整排，之后再移师到釜山和首尔演出。犹记得在两地整排时，发生了颇有意思的现象。在台北，你和我常被质疑声音处理不如两位韩国演员般跌宕起伏；然后到了釜山，情况却完全相反，我们的声音表现反而屡屡受到赞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不能简化成不同语言的陌生距离感，就能造成聆听上的新鲜与感受的丰富，那样太轻率，也忽视了演员在此用心琢磨的地方。值得玩味之处，是什么塑造了人们的聆听，进而转动了诠释？究竟有什么内在于我们身体的某些因素建立了基准？还是外在现实环境的变动影响了感知的接收？ 中文，或称之为华语，作为台湾人和马华社群沟通使用的语言，字句意义的理解势必跑在前头，我们会在意词汇的运用是否跟日常习惯相近，比如台湾说「你先走」，马华会说「你走先」。记得留台多年后，某次在家乡和同窗友人聚餐，几个朋友说：「你现在讲话很台湾呢。」我好奇追问，他们回应：「因为你的话语多了『请』、『麻烦』、『不好意思』。」再者，我们会留意口音，「你说话很字正腔圆」、「你讲话带有广东腔」。于是字词和腔调隐然成了某种座标，让彼此可以将对方安放在辨识的某处，确认两者距离和关系，好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话。 在《脱北者》演出中，我以报导者的身分述及台马历史。整排后，台湾友人们的回馈让我陷入思索：「听你用华语讲述台共历史很奇怪，你的口音很明显跟尹真不同，你要不要用你的母语说呢？」「当你说粤语和马来语，我听不懂，但就觉得『对了』，情感出来了，你的粤语很好听。」一位大马朋友则直言：「听你讲粤语和马来语觉得蛮卡的。」天啊！怎么办？到底我该怎么「演绎语言」才比较恰当，甚而「正确」？溯及成长背景，潮州话是我的母语，但随著教育养成与工作环境的需求，华语早已成为我思考和交流的主要语言，粤语和马来语则是在生活过程中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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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召唤的，不再是悲壮
《再见！母亲》一剧，潜流著一股跨文化交流中的剧场能动性，展现在诗性的身体和语言中。这里，展现的并不是转译的企图。亦即，丝毫没有要运用戏剧性的文脉，将一个台湾观众陌生的自焚事件或人物，重现或再现在舞台上。相反地，是以受难前后，对于生与死的价值性质问，往返于全泰壹和他的母亲之间，这便也让表演者与观众一起融入（或没入）在一种召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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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快门
《再见！母亲》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