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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17年。那一年，我们和大墨（编按：王墨林）导演，以及韩国Shiim剧团的洪承伊、白大铉合作了《脱北者》。所谓「脱北者」，指的是透过非正常管道离开朝鲜、跨越北纬38度边界，来到韩国生活的公民。由于题材涉及南北韩、台共和马共的冷战记忆史，演出中交织了多种语言，韩语、华语、粤语、马来语，声音的历史化在舞台上彼此呼应，微妙地映照出相异却相似的处境。
这部作品先在台北排练和整排，之后再移师到釜山和首尔演出。犹记得在两地整排时，发生了颇有意思的现象。在台北，你和我常被质疑声音处理不如两位韩国演员般跌宕起伏；然后到了釜山，情况却完全相反，我们的声音表现反而屡屡受到赞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不能简化成不同语言的陌生距离感，就能造成聆听上的新鲜与感受的丰富，那样太轻率，也忽视了演员在此用心琢磨的地方。值得玩味之处，是什么塑造了人们的聆听，进而转动了诠释？究竟有什么内在于我们身体的某些因素建立了基准？还是外在现实环境的变动影响了感知的接收？
中文，或称之为华语，作为台湾人和马华社群沟通使用的语言，字句意义的理解势必跑在前头，我们会在意词汇的运用是否跟日常习惯相近，比如台湾说「你先走」，马华会说「你走先」。记得留台多年后，某次在家乡和同窗友人聚餐，几个朋友说：「你现在讲话很台湾呢。」我好奇追问，他们回应：「因为你的话语多了『请』、『麻烦』、『不好意思』。」再者，我们会留意口音，「你说话很字正腔圆」、「你讲话带有广东腔」。于是字词和腔调隐然成了某种座标，让彼此可以将对方安放在辨识的某处，确认两者距离和关系，好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话。
在《脱北者》演出中，我以报导者的身分述及台马历史。整排后，台湾友人们的回馈让我陷入思索：「听你用华语讲述台共历史很奇怪，你的口音很明显跟尹真不同，你要不要用你的母语说呢？」「当你说粤语和马来语，我听不懂，但就觉得『对了』，情感出来了，你的粤语很好听。」一位大马朋友则直言：「听你讲粤语和马来语觉得蛮卡的。」天啊！怎么办？到底我该怎么「演绎语言」才比较恰当，甚而「正确」？溯及成长背景，潮州话是我的母语，但随著教育养成与工作环境的需求，华语早已成为我思考和交流的主要语言，粤语和马来语则是在生活过程中因应现实所需而学会的第二语言。这几种迥然不同的意见，他们的判断背后，既有对诠释者身分的想像要求，也有对语言流畅度的期待。记得某次排练，大墨导演一语道破：「因为你在台湾演出，你的口音会把观众拉回到现实面，造成你在表演上比台湾演员多了一层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角色身分背后紧随一种政治想像。」
语言声音之中的地理与身分连结，过往常见，今日依然。有时，我们对语言的态度也会随著政治情势而改变了喜好或厌恶。毕竟，语言结构隐藏了，不仅在说文解字般的意义解读，更包含有心或无意识的词汇选择，声音的旋律表达，说什么、怎么说，这些都在无形中引导我们采取何种观点，并影响我们感知世界与自身的方式。
回想近年创作，《亲密》的角色借由腔调的改变，来隐藏自己的出身，进而换取社会的生存位置；《暗夜．腹语．鬼托邦》透过言语声腔的表演性来指涉文化位阶的高低，甚至透过谐拟来颠覆刻板认知，探索在「正确」框架之中，可供挖掘松动之处。韩国学者申荣福提过：「语言除了概念性意义，还带有生活中所耕耘的温度，所以重要的是词汇们所打造出来的言说方式。」无论在日常还是在剧场，我们的确就是这样一层一层感受到言语的冷与暖、暗黑与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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