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堪稱歐美戲劇文學巨擘的莎士比亞，不再僅以「經典」之姿稱霸西方，更在東方各國戲劇創作者的文化自覺下，悄悄進行了一場「莎士比亞在地化」的革命。西元十九世紀末，西方各國的傳教士和外交人員，將莎士比亞帶到中國大陸；不知不覺地，莎士比亞隨著華人世界板塊的陸移，在兩岸之間變換不同時代的創作特質。本月國家劇院實驗劇場推出的「莎士比亞在台北」藝術節，除了讓我們熱切期待台灣當代小劇場創作的多元詮釋外，也想藉此機會探究莎劇在中國廿年的流變，並對台灣人詮釋莎士比亞的方法與意義，做一個歷史性、文化性的辯證與訪談報導。
重新詮釋莎翁戲劇最大的累積和效果，在於外在的形式創新；台灣現代莎劇演出至今已訓練出一批台灣當代的劇場設計菁英。不過，當初參與實驗莎劇的中堅分子，已轉而投入主流的商業性製作，現在新一代創作者，恐怕得再從頭摸索一次。隨著創作者年齡和資歷的不同，我們還是看到上、下兩代創作者對莎劇詮釋態度與立場的差異，這又隱然與創作者的認同有關。所謂「亞洲的莎士比亞戲劇」逐漸崛起，台灣劇場詮釋莎劇的時機已經成熟，現在要加緊趕上的是莎士比亞戲劇的教育、推廣和研究
劇場導演鴻鴻應國家劇院之邀，繼二○○○年的「台灣文學劇場」之後，再次擔任策展人，邀集國內小劇場的代表性劇團針對單一命題，展開對話與競技。且看這五個劇團如何運用各種風貌迥異的演出形式，演繹莎士比亞的名作，並與本刊編輯的原著導讀相較，來體會莎劇的豐富與多變。
讓五月劇場非常熱鬧的「莎士比亞在台北」，同時也讓風格不同的音樂設計者展現各自的趣味：《泰特斯》中的應蔚民以說唱發揮了連接與轉換的功能；《羅密歐與茱麗葉》的余奐甫則以分門別類的音樂烘托不同的場景；《李爾王》的吳忠良運用了更細緻的擊鼓技巧；《馬克白詩篇》的楊喬均則以即興伴奏使音樂也成原創作品。
「莎士比亞在台北」的五個作品主要以詮釋個別劇作為主，而這些演繹經典的創作者，又似以「語言」為其重點。無論是玩弄油腔滑調的文藝語調、抑或生吞活剝乾澀的譯語、還是走火入魔地拆解語音、乃至拋棄語言和大師來個雞同鴨講，對這些集合台北的創作者而言，「莎士比亞」幾乎等同於語言，一種高不可攀又難以馴服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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