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整個五月，幾位活躍於台灣小劇場的導演，歡慶「莎士比亞在台北」，聒噪地向大師學舌。無論是為了重振莎劇的「通俗原貌」，抑或以資招攬注意，這些作品本身應以個別創作的自主性與原創力為號召。然而，大帽子一扣，除了選美式地品評誰最好看，誰最有企圖，誰最成功之外，整個策展計畫似乎尚有其他議題值得探討。諸如，為什麼是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對台北劇場工作者的意義究竟何在？他們面對莎士比亞的姿態如何？殖民學舌？後殖民諧仿？或別有選擇？

原來還是語言問題

「策展」一詞不知何時開始悄悄進入台灣劇場。既以策展為名，主題當是重點。「莎士比亞在台北」邀約五個作品，看似面貌多元，但這些作品又主要以詮釋個別劇作為主，似乎「大師之作」才是真正的主體，而這些演繹經典的創作者，又似以「語言」為其重點。無論是玩弄油腔滑調的文藝語調、抑或生吞活剝乾澀的譯語、還是走火入魔地拆解語音、乃至拋棄語言和大師來個雞同鴨講，對這些集合台北的創作者而言，「莎士比亞」幾乎等同於語言，一種高不可攀又難以馴服的語言。這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在莎劇主要流傳的英美兩地，尚且有莎劇語言表演的專門課程，「莎士比亞」在中文世界的意義，更長期存在著另一種尷尬的傳統：「莎劇」往往代表一種勉強稱為「詩」的不甚通順的修辭譯語所組成的所謂文學經典。這次展演，創作者將重心放在這個尷尬的翻轉上面，算是中文舞台演繹莎士比亞所責無旁貸的課題，至少也還可以嘗試解決大家心中塊壘。然而莎劇中文譯語的問題，獲得解決了嗎？

莎妹的《泰特斯》和台南人的《女巫奏鳴曲》當是此次五個連展作品中，語言實驗企圖最強烈的。《泰特斯》的編導在去年的作品《當我們討論愛情》中，已初露語言企圖；彼時以油腔滑調的藝文腔，演繹新新人類面對資訊充斥時的語言無力感，也不無反諷地面對前代留下的語言業障，頗有創意。此次再度著墨莎劇中文譯語，看起來還是類似的策略，以打油詩般的修辭技巧，著墨原著語言意象，輔以「玩偶」般的肢體表演，企圖創造華麗傀儡的美學意象。但也許對語言的用力過深，雖然在結構上作了部分變更，但全劇仍貼著莎劇原著語言走，充其量想作個好一點的翻譯，而未能充分展現導演的新詮釋。再者，繁華而輕薄的新譯語言，和演員玩偶般的傀儡意象，並沒有和原著血腥爆裂的殘言酷行產生對話，一堆華麗而無情愫的玩偶，叨叨絮絮謀殺強暴亂倫殘肢，上半場說了二個半小時也還是難以盡言。創作企圖未能充分彰顯，對修辭的著墨反而因此落得華而不實，四個小時的冗長過程，創作者怕是難辭耽溺之咎。

俯首稱臣的文化身段

台南人的《女巫奏鳴曲》同樣延續編導之前以台語演繹西洋經典的語言表演策略。在整體調度上，導演雖然選擇女巫演繹馬克白夫人這個西方文化中野心女人的經典，但其實全劇還也是緊貼劇本語言，並據原著語言意象發展視覺符號，如放大的馬克白夫人身軀相對於萎縮的馬克白身形等，又或藉著嘗試以台語發音，企圖尋找中譯語法障礙的解套策略。然而，為什麼馬克白夫人是三女巫的化身？女巫作為西方文化污名排擠知識女性的證據，已是不爭的觀點，那麼《女巫奏鳴曲》以女巫為題的意圖何在？當然，挪移他文化文本，不一定要拘泥整個歷史過程，但若論藉著莎劇經營台語語音符號，也還有不同可能：或翻轉語言為音樂，或重建語言的生動。筆者雖非聲韻專家，但仍能辨識《女巫奏鳴曲》的語音實驗，並無法讓人重新認識台語的音樂性或語言意義。詮釋西洋經典和發現台語表演，應該是兩件事，不可混為一談吧？

演繹《羅蜜歐與茱麗葉》的金枝演社宣稱源用「胡撇仔」的形式與特色，並以國台語隱喻的台灣族群嫌隙，演繹原著。然而該劇並未對「胡撇仔」的表演文化，進行詮釋，國台語的運用，不僅未能跳脫既有的文化刻板印象，更有顯混亂。「胡撇仔」特有的文化拼貼，也許看在現代劇場人演員，別有一種獨特的前衛感，但如果在「沿用」之際，不能展現對此文化現象的某種自覺與反省，那麼觀眾擠在小劇場的意義何在？再者，在詮釋此劇時，過於拘泥於原著中譯語法，企圖此貼近原著已成經典的情節和語言意象，反限制台語的表現，甚至讓「胡撇仔」的草根性變得尷尬。苦追大師與經典之後，究竟說明了什麼？雖然這三齣作品的精緻度與完整性不同，但他們似乎共同顯示，所謂的新一代劇場人，面對西洋經典文本的文化身段，也還是俯首稱臣，無限謙讓的。這究竟是因為大師果真厲害，抑或是因為台灣劇場長期對語言和文本的經營過於貧瘠使然呢？

擺脫、拋棄還是迴避？

相行之下，外表坊的《李爾王》和河床《美麗的莎士比亞》似乎比較能擺脫原著語言修辭的魔障，分別採取了拋棄莎翁原著，以及以非語言為表演重心的手法，與原著（或沒有原著的大師之名）進行雞同鴨講的（不）對話。弔詭的是，排除語言本身也否也還是一種語言策略？特別是這個策略本身不僅未能產生充分的意義，甚至導致了程度不等的語焉不詳。以《李爾王》為例，如果排除表演者口語訓練的問題，該作品最大的問題在於整體構思不清楚，節奏也不明快。雖然作品中的打擊部分在在令人產生期待，然而這些期待並沒有進一步被串連運用或加以適當整理，整體作品意念遂顯得模糊而有尚待進一步釐清。至於河床劇團的《美麗的莎士比亞》，其舞台意象之美，確實是缺乏設計概念的台灣劇場舞台所少見，足勘同業借鑑。然而，莎士比亞究竟是誰？他的戲劇靈感，來自於精神分裂般的幻覺嗎？也許是吧，但我們需要更有說服力的推論過程。「莎士比亞」當然不是修辭學，戲劇更不必等於情節或角色，然而演員一旦出現，就需要導演更自覺地調度，慢動作應該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吧？

莎士比亞來台北了嗎？或者，來者只是Shakespeare的魅影？

文字｜周慧玲 中央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創作社創作社編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