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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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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沒有主義的年代創造性矛盾
洪席耶的美學架構於21世紀廣受重視後，出現了一些嚴重誤解。首先，很多學者評家紛紛為作品下標籤，例如A作品屬於美感體制，因此層次較高，而B作品屬於倫理或典範體制，因此層次偏低。 嚴格來說，事情不是這麼看的。 皆屬美感體制 自19世紀「藝術」（Art）的概念確立後，所有禀持這個概念而創作的人都是藝術家，不再是工匠；他們為受眾提供無立即倫理或道德效應的美感經驗，因此他們的成果是「藝術品」，而不是具有實用意義的工具。在此前提下，創作藝術的就是藝術家，創作文學的就是文學作家，無論其作品之藝術成就是高或低。鄭愁予是詩人，平常寫詩的阿貓阿狗也是詩人，因為兩者所依據的藝術概念出於同源。 然而，為何有些作品既是美感體制的產物，實際上卻和倫理或典範體制掛勾？洪席耶認為這是因為美感體制到了20世紀初期出現了路線之爭。一方面有人認為藝術應貼近生活、反映人生，應對現存體制提出質疑。我們可以通稱這一派為「批判藝術」：藝術的價值在於批判精神。有激進型的批判藝術，如政治藝術、控訴文學、抗議歌曲；有溫和派的批判藝術，例如旨在促進社會和諧的關係藝術（relations art），或如帶著強烈倫理訴求的沉浸式劇場（環保！人權！司改！宛如花錢買一堂公民課）。 然而無論激進或溫和，這些作品仍舊屬於美感體制。但是，差別在於這一派的創作者偏離了「無用之用」的初衷，倒過來採取了倫理與典範體制所遵循的「教化模式」。也就是說，藝術家創作時心裡想的是如何喚醒受眾、改變受眾，而這些意圖和原來的美感體制是背道而馳的。 美感體制可貴之處在於讓受眾心裡產生「異識」，讓他們感受有別於日常的「共識」，而且異識模式不帶說教意味，更無色彩鮮明的立場或斬釘截鐵的結論：一切始於what if，也只於what if。因此，一旦美感體制和教化模式掛勾之後，自然出現張冠李戴的現象。其中，最奇怪的當然是對於藝術效應過高的期望，彷彿意味作品頌揚真善美，人們自然受其感化，社會自然真善美。 藝術與人生 近日，台灣電影《白衣蒼狗》榮獲坎城影展「金攝影機特別提及獎」，導演曾威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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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這個暑假，讓我們很「經典」
想一想，你有多久沒有看經典文學了？暑假的一開始，我們想回頭看看被遺忘的經典。 兩件事請讓我們想做這件事：去年一家知名廣告集團發表一份「當迷世代─台灣酷文化研究報告」，舉出台灣大學生最普遍的六大「當迷（Dumbing）」現象，「殺時間」是其中最大的訴求，因之發展出零食、簡訊、網路交友、外帶、八卦媒體等集體行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去查查誠品書店銷售排行：銷售第一名的書種是「減肥」書，第二名暢銷書種是「美食」書。 第二件事則是我們自己對表演藝術的反省。上一期的「藝次元曼波」單元，旅美導演李安與優人神鼓藝術總監劉若瑀的對談裡，李安談起台灣的表演藝術創意及精采度均足，但「少了具有思想深度的大劇作家」。經典是可以一再重複閱讀，一直到今天，李安還帶著孩子進劇場去看田納西‧威廉斯的劇作。 於是我們想在暑假裡，用經典來「殺時間」。有趣的是，這一期的「藝次元曼波」，吳念真在與李立群的對談中，便回憶有一年初中的暑假作業，作文題目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讀後感」，六百多頁的大部頭書，「書中的人名又有簡稱、又有暱稱，看到第五頁就忘掉前面的人叫什麼。」吳念真寫讀書報告的時候，很認真地寫：「很難，我看不懂」結果班上其他人因為抄書，全部不及格，只有他得了九十分。老師說：「我是要告訴你們，你們此刻看不懂的書為什麼是世界名著？要記住一點─因為老了可以再看。」 老了還可以再看。但是在人生不同的階段裡，經典帶來不同的滋味，這一期的特別企畫「異世代看經典」，國小六年級的張杰今年給自己的暑假作業是看完《三國演義》文言文版，從小學一年級起，已經看遍了《水滸傳》、《包公案》、《封神榜》、《聊齋》等故事，其中他最喜歡的就是「劇情高潮刺激，人物變化多端」的《三國演義》。而新舞臺館長辜懷群，則透過京劇看三國，透過三國理解中國人的世情。誰說三國人物，灰飛煙滅？ 今年是德國劇作家、詩人席勒逝世兩百週年，德國議會把二○○五年定為「席勒年」，在德國各地展開為期一年的馬拉松式的紀念活動。愛樂電台知名音樂主持人，同時也是小提琴家的彭廣林說，談席勒，就不能不談到貝多芬，貝多芬傳頌後世的第九號交響曲中的《快樂頌》，歌詞正來自席勒所寫的詩。而對從小學小提琴的建中應屆畢業生鄭淳仁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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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文筆記
大聲喊席勒！
席勒的一生都在創作夢幻的真實，他說，他生下來是為了長成更好的人，他在希望與宿命的衝突中創作，那不但是他的人生主題，也是作品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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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我們的《快樂頌》 我們的PASSION
貝多芬的《快樂頌》，是普世大眾都知道的經典旋律，今年也剛好是《快樂頌》作詞者、德國文學家席勒逝世兩百週年的紀念年。而對於小提琴家、愛樂電台節目主持人彭廣林，與從小學音樂、建中三年級應屆畢業生鄭淳仁來說，這首人人能哼唱的旋律又有什麼意義？ 同樣出身光仁音樂班的彭廣林、鄭淳仁，一個「四年級」一個「七年級」，六年前便有過第一次接觸。當年小學六年級的鄭淳仁，在光仁四十週年音樂會上擔任學生副首席，「坐我旁邊那個高大親切的校友首席，就是彭廣林老師！」為了與心中偶像再聚首，鄭淳仁把兩周後的大學聯考暫拋一旁，熬夜K書的眼睛再紅腫，也要戴上隱形眼鏡，細心打扮髮型衣著，要給久違的彭老師一個好印象。 「原來當年坐我旁邊的小胖子就是你！今天造型很有貓王的味道喔！」健談直爽的彭廣林一看到與自己女兒年紀相近的光仁小學弟，直開玩笑說要介紹兩人認識。在學長兼偶像的妙語如珠引導下，正襟危坐的鄭淳仁漸漸放開緊繃的神經，暢所欲言不同世代對於自我、對音樂、對未來所追求的「passion」（熱情）；兩人話匣子一開，跑遍了兩廳院圖書館、影音間仍不過癮，乾脆共赴晚餐聊個痛快！六小時的對談，從席勒與貝多芬的《快樂頌》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