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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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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體關於語言
YC， 讓我們把記憶拉回到2017年。那一年，我們和大墨（編按：王墨林）導演，以及韓國Shiim劇團的洪承伊、白大鉉合作了《脫北者》。所謂「脫北者」，指的是透過非正常管道離開朝鮮、跨越北緯38度邊界，來到韓國生活的公民。由於題材涉及南北韓、台共和馬共的冷戰記憶史，演出中交織了多種語言，韓語、華語、粵語、馬來語，聲音的歷史化在舞台上彼此呼應，微妙地映照出相異卻相似的處境。 這部作品先在台北排練和整排，之後再移師到釜山和首爾演出。猶記得在兩地整排時，發生了頗有意思的現象。在台北，你和我常被質疑聲音處理不如兩位韓國演員般跌宕起伏；然後到了釜山，情況卻完全相反，我們的聲音表現反而屢屢受到讚賞。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當然不能簡化成不同語言的陌生距離感，就能造成聆聽上的新鮮與感受的豐富，那樣太輕率，也忽視了演員在此用心琢磨的地方。值得玩味之處，是什麼塑造了人們的聆聽，進而轉動了詮釋？究竟有什麼內在於我們身體的某些因素建立了基準？還是外在現實環境的變動影響了感知的接收？ 中文，或稱之為華語，作為台灣人和馬華社群溝通使用的語言，字句意義的理解勢必跑在前頭，我們會在意詞彙的運用是否跟日常習慣相近，比如台灣說「你先走」，馬華會說「你走先」。記得留台多年後，某次在家鄉和同窗友人聚餐，幾個朋友說：「你現在講話很台灣呢。」我好奇追問，他們回應：「因為你的話語多了『請』、『麻煩』、『不好意思』。」再者，我們會留意口音，「你說話很字正腔圓」、「你講話帶有廣東腔」。於是字詞和腔調隱然成了某種座標，讓彼此可以將對方安放在辨識的某處，確認兩者距離和關係，好在此基礎上展開對話。 在《脫北者》演出中，我以報導者的身分述及台馬歷史。整排後，台灣友人們的回饋讓我陷入思索：「聽你用華語講述台共歷史很奇怪，你的口音很明顯跟尹真不同，你要不要用你的母語說呢？」「當你說粵語和馬來語，我聽不懂，但就覺得『對了』，情感出來了，你的粵語很好聽。」一位大馬朋友則直言：「聽你講粵語和馬來語覺得蠻卡的。」天啊！怎麼辦？到底我該怎麼「演繹語言」才比較恰當，甚而「正確」？溯及成長背景，潮州話是我的母語，但隨著教育養成與工作環境的需求，華語早已成為我思考和交流的主要語言，粵語和馬來語則是在生活過程中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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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召喚的，不再是悲壯
《再見！母親》一劇，潛流著一股跨文化交流中的劇場能動性，展現在詩性的身體和語言中。這裡，展現的並不是轉譯的企圖。亦即，絲毫沒有要運用戲劇性的文脈，將一個台灣觀眾陌生的自焚事件或人物，重現或再現在舞台上。相反地，是以受難前後，對於生與死的價值性質問，往返於全泰壹和他的母親之間，這便也讓表演者與觀眾一起融入（或沒入）在一種召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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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母親》幕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