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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把記憶拉回到2017年。那一年，我們和大墨（編按：王墨林）導演，以及韓國Shiim劇團的洪承伊、白大鉉合作了《脫北者》。所謂「脫北者」，指的是透過非正常管道離開朝鮮、跨越北緯38度邊界，來到韓國生活的公民。由於題材涉及南北韓、台共和馬共的冷戰記憶史，演出中交織了多種語言，韓語、華語、粵語、馬來語，聲音的歷史化在舞台上彼此呼應，微妙地映照出相異卻相似的處境。
這部作品先在台北排練和整排，之後再移師到釜山和首爾演出。猶記得在兩地整排時，發生了頗有意思的現象。在台北，你和我常被質疑聲音處理不如兩位韓國演員般跌宕起伏；然後到了釜山，情況卻完全相反，我們的聲音表現反而屢屢受到讚賞。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當然不能簡化成不同語言的陌生距離感，就能造成聆聽上的新鮮與感受的豐富，那樣太輕率，也忽視了演員在此用心琢磨的地方。值得玩味之處，是什麼塑造了人們的聆聽，進而轉動了詮釋？究竟有什麼內在於我們身體的某些因素建立了基準？還是外在現實環境的變動影響了感知的接收？
中文，或稱之為華語，作為台灣人和馬華社群溝通使用的語言，字句意義的理解勢必跑在前頭，我們會在意詞彙的運用是否跟日常習慣相近，比如台灣說「你先走」，馬華會說「你走先」。記得留台多年後，某次在家鄉和同窗友人聚餐，幾個朋友說：「你現在講話很台灣呢。」我好奇追問，他們回應：「因為你的話語多了『請』、『麻煩』、『不好意思』。」再者，我們會留意口音，「你說話很字正腔圓」、「你講話帶有廣東腔」。於是字詞和腔調隱然成了某種座標，讓彼此可以將對方安放在辨識的某處，確認兩者距離和關係，好在此基礎上展開對話。
在《脫北者》演出中，我以報導者的身分述及台馬歷史。整排後，台灣友人們的回饋讓我陷入思索：「聽你用華語講述台共歷史很奇怪，你的口音很明顯跟尹真不同，你要不要用你的母語說呢？」「當你說粵語和馬來語，我聽不懂，但就覺得『對了』，情感出來了，你的粵語很好聽。」一位大馬朋友則直言：「聽你講粵語和馬來語覺得蠻卡的。」天啊！怎麼辦？到底我該怎麼「演繹語言」才比較恰當，甚而「正確」？溯及成長背景，潮州話是我的母語，但隨著教育養成與工作環境的需求，華語早已成為我思考和交流的主要語言，粵語和馬來語則是在生活過程中因應現實所需而學會的第二語言。這幾種迥然不同的意見，他們的判斷背後，既有對詮釋者身分的想像要求，也有對語言流暢度的期待。記得某次排練，大墨導演一語道破：「因為你在台灣演出，你的口音會把觀眾拉回到現實面，造成你在表演上比台灣演員多了一層需要處理的事情，就是角色身分背後緊隨一種政治想像。」
語言聲音之中的地理與身分連結，過往常見，今日依然。有時，我們對語言的態度也會隨著政治情勢而改變了喜好或厭惡。畢竟，語言結構隱藏了，不僅在說文解字般的意義解讀，更包含有心或無意識的詞彙選擇，聲音的旋律表達，說什麼、怎麼說，這些都在無形中引導我們採取何種觀點，並影響我們感知世界與自身的方式。
回想近年創作，《親密》的角色藉由腔調的改變，來隱藏自己的出身，進而換取社會的生存位置；《暗夜．腹語．鬼托邦》透過言語聲腔的表演性來指涉文化位階的高低，甚至透過諧擬來顛覆刻板認知，探索在「正確」框架之中，可供挖掘鬆動之處。韓國學者申榮福提過：「語言除了概念性意義，還帶有生活中所耕耘的溫度，所以重要的是詞彙們所打造出來的言說方式。」無論在日常還是在劇場，我們的確就是這樣一層一層感受到言語的冷與暖、暗黑與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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