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赴欧洲发展舞蹈之路的台湾舞者，除了浸淫丰厚文化底蕴的人文环境，工作过程中，多样化的训练、对舞者创作能力的重视、编舞家的尊重、有保障的工作环境，都为他们带来全新的激荡与体验。
从台湾舞者的角度来看，长年旅居奥地利的施坤成、旅德的蒋秋娥和郭慕仪，以及比利时的王国权与苏文琪，他们浸淫在欧洲文化底蕴所发展出来的创作风格与生活方式，是欧洲编舞家普遍对舞者付出的尊重，与强调来自舞者本身与团体共同激荡出的创作思维，都为他们带来不同以往的新体验。
备受编舞家尊重，工作环境有保障
施坤成早期修习声乐，舞蹈原是他教授音乐之外的闲暇运动。在刘凤学博士位于新生南路的教室，从舞蹈教室跳到艺术殿堂。一九九○年欧洲自助旅行的经验，让他爱上欧洲的生活步调。「刚到欧洲发现有好多事情做，一点都不孤独。」他比喻欧洲是一个「染缸的文化」、「慢」的文化，当沉浸在那股悠闲与缓慢的步调中越久，越能体会欧洲式的悠闲与自在。
「我喜欢奥地利的原因是它对艺术家很尊重。」施坤成说。在欧洲许多作品是由编舞家与舞者相互激荡出来，所以编舞家抱著尊重的心态与舞者工作，感激你的经验化为他作品的一部分。他认为编舞家需要不同的元素激化灵感，因为自己文化的不同，常会有异于其他舞者的思维模式与对作品演绎的方式。
蒋秋娥在一九九一年就已成立「台北室内芭蕾舞团」，一九九八年时向文建会的申请经费，希望以三个月的计划，观察十个欧洲舞团的经营模式与创作，学习怎么作一名总监、编舞者与舞者。在出国前接到旅德编舞家余能盛的一通电话，她临时顶替了一位受伤舞者的角色，改变了她的人生路径，自此展开九年旅德的芭蕾舞者生涯。
当余能盛转往奥地利发展，蒋秋娥转往德国葛森克臣市立歌剧院 （Musiktheater im Revier Gelsenkirchen）工作，在这里无论工作时数、医疗、保险等都受到很好的福利保障，在剧院的工作是紧凑而规律的，「每天工作四小时、休息四小时、再工作四小时……。」从她的经验，她认为「舞者最好的状态是一个代言人」用自己的肢体语汇展现编舞者的创作意念。而编舞者也非常尊重舞者，有时编舞家希望看到舞者有哪些部分是他不曾发掘的，他们也会问「我是否有把你最好的地方充分展现？」
训练方式多样化 著重即兴创作能力
郭慕仪在文化大学毕业后，因为古名伸老师的建议，决定前往欧洲进修。碧娜．鲍许在台湾演出的《康乃馨》是她对德国的重要印象，于是在一九九八年，前往德国福克旺学院进修。除了学校及日常生活需要德文，在舞团工作仍需以英文交流。
她表示，在欧洲舞者的训练方式非常多样化，从传统的芭蕾、各派现代舞到瑜伽、中国功夫、太极、皮拉提斯、默剧、戏剧等各式各样有关舞台表演的训练都被广泛接受及运用。她说：「撇开技术性来说，即兴创作其实才是台湾舞者最大的弱点。」创作在欧洲是一门非常专业而热门的课程，从编舞到动作的启发，有很多的系统和方法被发展出来。在欧洲很多编舞者只负责「导」，而把「编」的工作完全交付给舞者，所以舞者的创作能力非常重要，在舞团甄试时创作几乎是必考的项目。
王国权因法国电影《战火浮生录》Les uns et les autres中的舞蹈场景吸引，而开启旅欧的舞蹈梦。在一九九○年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Bruxelles）发展，二○○四年转往瑞士，首次创作发表于一九九五年，舞台上的表现备受赞赏。他说：在一九八九年随「台北民族舞团」出访欧洲的行程中，每有空档，他就与当地舞团征求上课的机会，并参加舞者征选。因此，在出国前已做好壮士断腕的心理准备，「短期间是不可能回来台湾，所以再苦也要撑下去。」他提及欧洲舞团讲求舞者的独特个性，排练时的创意表现显得非常重要。台湾的舞者在舞台上的专注力与对细节的掌握都是一种优势，但台湾舞者较为压抑，在创作上相对薄弱。他认为，若能克服这一点，台湾舞者往往就有出色的表现。
放下台湾观念 融入欧洲人文环境
前光环舞集舞者苏文琪，除了舞者身分之外，二○○一年起也陆续发表独舞。她以比利时布鲁塞尔Kobalt Works当代舞团，作为个人开启舞蹈的新页。舞团的成员都是长期合作的自由舞者，每年固定三个月一起工作，相互激荡出作品，比起在台湾更多了思考与逻辑上的训练。她提及在光环做动作的态度，是一直潜藏于身体内部最基本的语汇。她说：「运用的动作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去感觉那个动作。」长期练习太极与气功的德籍编舞家艾柯．伦兹（Arco Renz），也看到了她的特质与态度。
虽然这些舞者都在欧洲不同风格的舞团与国家发展，但是一致都认为舞者的创造力与独特性，是前往欧洲发展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这样的文化差异性也会带来新奇与误解，所以学习当地的语言，把台湾的观念暂时抛开，融入欧洲人文荟萃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当你静下心来，深吸一口气，将台湾快速的节奏放掉，便能体会欧洲文化带来的自在与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