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Si on est heureux mieux vaut pique-niquer qu’aller au théâtre.（如果我们是幸福的话，那就去野餐，比来剧场值得。）——瓦里科夫斯基

二○○九的亚维侬艺术节，瓦里科夫斯基将当时最新作品《阿波隆尼亚》(A)pollonia，带入了教皇宫中上演，显示出他成为当代主要剧场导演的指标。从较早的莫奴虚金，到近年的卡士铁路奇，作品能于教皇宫上演，似乎已成为对于欧洲当代导演的加冕与肯定，台湾观众能于去年欣赏卡士铁路奇的作品《嘿！女生》Hey Girl，现在又可与瓦里科夫斯基的作品直接接触，实为不可错过的机会。

笔者于亚维侬艺术节观赏此一作品，在波兰文为主、法文字幕为辅之下，以选择性的角度观看，虽然无法全然了解演员口中字句，然而舞台场面的张力与笔者心中的共鸣，却全然不失作品自身传达之意涵。若当代剧场文本仅为元素之一，真正表现地便在剧场语言（langage théâtral）中与观众交流。因此，笔者欣赏的并非传统的文本再现（représentation du drame），而是真正独立的剧场作品（œuvre théâtrale）。

古今文本组合拼贴  营造独立辩证议题场域

从文本建构与场面调度来看，《阿波隆尼亚》这部作品都是由「蒙太奇」（Montage）手法来构成，导演首先理出内心想望之讨论主题：对人类共同体的质问、什么为它带来了毁灭的威胁、什么令它痛苦、它的共同记忆为何，以及战后遗留了什么。先为这些假设性问题寻求解答，再由不同的文本并置、互叠、拼贴、排列，建构出并非是时间线性的戏剧动作，而是剧场独立时空的场景配置，再一一将提问置入，因此，文本的完成只是暂时的悬置，等待导演于剧场空间执行，与场面调度相互渗透，成为了完整的剧场作品。蒙太奇的手法，先将一切创作元素打碎，让创作自身的自由有了确认，再将当代性的思辨于作品之中提问，剧场才能因此成为当代人问题直接辩证的场域，而不再局限於单纯表现文本或空间艺术的手段。

循著这样的自由，瓦里科夫斯基主要将文本建构为二大部分；第一部分先以泰戈尔笔下人物阿玛勒（Amal）为故事的序曲。阿玛勒是一位因病而无法远行的小孩，被舅母以「这世界是我们无法跨越」的谎言来浇熄他的希望，再由希腊神话阿德美特（Admète）、阿尔赛斯特（Alceste）与悲剧角色阿卡曼农（Agamemnon）、克丽泰梅丝特拉（Clytemnestre）为主要的人物情节来阐述复杂人性间的爱恨情仇。第二部分以现代波兰作家安娜．卡儿（Hanna Krall）根据史实改编的小说，描述一位被发现藏匿廿五名犹太小孩的女性阿波隆妮亚（Apolonia），逃往自己的父亲家躲藏，后来被纳粹发现，纳粹在一场审问中问她父亲是否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为女儿的行为负责，因父亲的拒绝，阿波隆妮亚死于纳粹的枪下。接著再以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维尔．科慈（John Maxwell Coetzee）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伊莉莎白．科斯特洛（Elizabeth Costello）开启了一场关于犹太人问题的错误与痛苦的讨论会。

在情节发展之中还穿插了由安徒生、二○○六法国文学奖美法籍作家乔纳唐．李德尔（Jonathan Littell）的文学作品、与波兰作曲家安德烈．切可夫斯基（Andrzej Czajkowski）所写的诗篇，作为于剧中的演说台词。这样大量的作品整合，导演运用每部作品中人物所带来的意涵，使每一段的场景除了剧情的发展之外，都有独特的指涉意义与围绕最主要的质疑（一切的牺牲奉献后又将带来了什么），让观众可以紧扣著意涵氛围，再由演员的演出带动戏剧动作，虽然在多元符号的交杂之下，仍能在整体主旨中随著每段场景的情节观看。

多媒体流畅调度  取得创作自由

然而，上述的文本处理必定是配合场面调度整体运作。舞台主要由三大主体拼凑，可随著场景移动置换；中央的墙板背幕成为影像投影的空间，演出中换了十三段场景，场与场之间的交替由人物符号揭开序幕（在每位人物登场前如同开场的标语将名字投影于舞台上），使每一场景似乎独立又有关联性的存在。在整体的场面调度上，导演刻意让真实与戏剧幻觉不断交替并置；演员的演出，人偶代人的演出，摄影者的介入，当下摄影影像的播放，于场景之外的影像，舞台上摇滚乐器的放置，乐手的演奏歌唱等……都透过巧妙的节奏安排与流畅的执行下，时而分开、时而同步，将观众带进不同层次的时空感之中。透过多媒材的运用调度，而取得整体的一致化（total harmonisé），如同千年前希腊悲剧演出的现代形式，让我们不再以跨领域的思维来看待，也同时看出当代剧场更突破以往的前瞻性。

蒙太奇的手法让瓦里科夫斯基确立了他自身创作上的「自由」，从文本建构到场面调度都细心地安排每一份符号所能带给观众的意义，进而提问了许多人类共同的质疑；权利、仇恨、性别、情感、死亡与生命。而人在追求这所有一切时的牺牲奉献又将带来了什么？是于团体之间被盲目的操弄，还是自我神化的追求？在如此政治的提问之下，导演刻意以模棱两可的方式传达许多讯息，为的是不将「政治正确」的主观性传达给观众，而将这份创作的「自由」于作品被观看的同时转交给了观众，让观众自行思索解答。

同志身分启动同理心  探讨反犹也思索当代波兰

长期以来，瓦里科夫斯基因自身性向的问题，在保守的波兰社会中自感为「他者」而孤独存在，也因此二○○七年他以《美国天使》Angels in America的创作，大胆出柜。因为同理心，犹太人于二战时因被纳粹歧视遭受迫害的屠杀悲剧，也引发了瓦里科夫斯基对反犹太主义（antisémitisme）的思索，融合古老和现代的文本与真实历史的悲剧创作了《阿波隆尼亚》，除了反映波兰于二战中遭受纳粹迫害的历史外，这个命名也同时显示出导演对于整体波兰（Pologne，法语）的社会省思。的确，对瓦里科夫斯基而言，剧场就是不断反省现实悲剧的场域，因为「如果我们是幸福的话，那就去野餐，比来剧场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