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艺术大学钟明德院长誉为「戏剧女神」的欧丁剧场女演员萝贝塔．卡芮，她的传奇神话其实得来一点也不侥幸。一九五三年生于义大利米兰的卡芮，于一九七四年加入欧丁剧场，从只会说义大利语，忍受艰苦训练，到能融入这个充满能量与国际性的剧场大家庭，并且成为欧丁剧场的创作与表演主力演员。借此专访，让我们了解她的剧场经历与生涯体会。
Q：作为欧丁剧场的演员，最开心的是什么？
A：身为演员，最开心的就是我可以经由表演不断超越自己。八岁的时候，我的音乐老师说我唱歌老是走调，叫我在合唱时只动嘴唇，不要发出声音。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再唱歌了。十几岁时，我很关心政治，去参加抗议游行时，我觉得走不走调并不重要。我和别人一起大声唱歌，第一次感到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经验改变了我。我加入欧丁剧场时刚好二十岁。我们每天都接受肢体和声音训练。尤金诺．芭芭要求我在海边对著海唱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独唱——清楚大声。我觉得自己飞了起来。后来开始练习合唱时，我得很仔细地听别人的声音，让我自己的声音融入大家的声音，就好像细小河流汇集成大河，我们的声音汇集成一股洪流。对我而言，演戏就像跳舞。我的伙伴可能是台词，可能是音乐，也可能是其他演员的动作，演单人剧的时候则可能是OS录音。我在舞台上的动作是导演从我的提议中挑选组合而成的。但每次上台，「如何」做出这些动作，全靠我自己。在欧丁剧场的演出中，动作和台词都被导演规定好了，但说也奇怪，这反而给了我极大的自由，因为我只需要专注在台词和动作的能量流动上。
我在欧丁剧场街头表演的角色叫作吉若尼摩（Geronimo）。我特别喜欢演这个角色。我只要一穿上这套戏服，就变得很顽皮、很开放。吉若尼摩擅长和观众直接互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色，有著赤子之心。吉若尼摩于一九七六年诞生在丹麦，是街头和舞台表演的一部分。他的声音是用鸦鸣器发出来的，走遍世界各地，人们都能够了解。
Q：在你的专业生涯里，最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A：最困难的无疑就是一九七四到七六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从爸妈家直接搬到了欧丁剧场。芭芭用义大利语指导我，但是剧场里只用丹麦语和挪威语。这两种语言我都不会说。别人说了笑话，大家笑成一堆的时候，我完全听不懂，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欧丁剧场，演员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头两年，我每天都得跑步、作很困难的肢体训练，还要跳高跳远，我的身体根本做不到。我整天都是全身酸痛。这些训练成为每天的挑战，我必须测试自己的意志极限，以及自己想要成为团体一分子的决心。我离开了我出生的家乡、家人、朋友、同志和男朋友。一切都得重新来过，我得再次学习如何说话、行动、唱歌。我必须在一群陌生人中建立新的身分，我跟这些人完全没有交集，除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和尤金诺．芭芭一起工作。我花了好多年解构我的「米兰身分」。然后，就像浴火凤凰般的，我从灰烬中重生了。从一九七六年底开始，训练变成我心目中最具创造力的一部分。我称之为「演员的私人花园」。在这里，我可以探索并培育我有兴趣、导演却不一定有兴趣的种种想法。正是经由训练，我创造了我的两出独角戏。
Q：在你演过的角色中，哪一个角色最具挑战性？为什么？
A：很多角色都很有挑战性，年轻的印地安人、吉若尼摩、波莉．皮区（Polly Peachum）、厌倦战争的依薇特．波特尔（Yvette Pottier）、茱蒂丝（Judith）、寻找死去孩子的母亲、卡珊卓（Cassandra）、寻找逝去爱人的女人、男爵、葛楚德（Gertrud）。我为这些角色创造服装和肢体语言特质。最后，他们都变得很熟悉，因为他们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欧丁剧场，我们不期待角色必须是哪个样子。我的卡珊卓和所有其他人诠释的卡珊卓完全不同，她说的话也和别的卡珊卓说的话不同。许多角色只存在于我们的演出里。这个自由同时也是负担，因为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创造，并且要作很多冒险的选择。新角色的诞生需要经过很复杂的过程，永远都是一个大挑战。
Q：当你演出《盐》的时候，对这个角色是否有情绪上的投射？何种情绪投射？
A：《盐》的诞生来自一个感觉：怀旧的感觉。这个感觉来自一九九六年我和杨．佛斯列夫（Jan Ferslev）所作的工作坊示范——关於戏剧和舞蹈的关系。接下来五年，我们在训练中探索有关的绘画、音乐和文本。欧丁剧场巡回演出其他戏剧时，我们收集乐器（杨学著用这些乐器演奏）和物品（我用来创造戏剧桥段）。二○○一年，安东尼奥．塔布奇（Antonio Tabucchi）将他的书《越来越晚》寄给芭芭。芭芭决定用书中最后一封信作为杨和我正在创作的怀旧文本。故事是说一个女人在爱琴海的岛屿和岛屿之间旅行，寻找她失去的爱人。音乐、台词和动作都充满了思念和怀旧的情绪。因此，我一定不能陷在自怜中，否则就演过头了。我的工作主要是要感动观众。因此，精准度变得异常重要：这个演出就是演员和乐师之间的双人舞。我们彼此配合的时间点创造了演出的流动感，正是这种流动感让观众在椅子里跳起舞来。
Q：同时身为家庭主妇及母亲，你如何平衡你的个人生活和事业？
A：十六岁的时候，我决定要一个「完整」的人生。我的意思是，我要一个专业生活和个人生活可以结合为一的人生。加入欧丁剧场不多久之后，我就在团体里找到一位伙伴，从此之后，我总是和另一位演员一起生活。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真是太棒了，但是长久下来，在我们的伴侣关系上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把工作上的冲突带回家的危机太大了。但是，能够分享所有的美妙时刻实在是很棒。我们的生活形式包括很多的旅行和很长的工作时数。生养小孩似乎不太切实际。一九八○年，我非常渴望生小孩。我的身体渴望成为母亲。我必须做这件事。一九八一年，我跟大家说我怀孕了，芭芭微笑著恭喜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感到不安。他花了那么多年才让我成为欧丁剧场的演员，他担心我会为了当妈妈成为家庭主妇。他害怕我对私人生活的忠诚会牺牲掉我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一直工作到怀孕六个月阵痛开始那一天。阵痛让我不得不躺在医院病床上接受观察，无法下床，直到一九八一年八月艾莉斯诞生。下一个月，我们同时开始排演两出戏：《布雷希特的灰烬》Brecht’s Ashes和《百万》The Million。我在《百万》中还需要加进一个新的舞蹈。
我先生和我住在离剧场两公里的地方。我们没有车。我们每天早上四点半醒来：喂艾莉斯、换尿布、帮她穿好衣服。我们必须盥洗、吃早饭，然后推著娃娃车去剧场，我把摇篮放在欧丁剧场的秘书旁边。然后我们迅速换上排练服装，进入剧场。排练七点准时开始。到了晚上，我们非常疲倦，艾莉斯哭闹得很凶，我们得不到多少睡眠。我们每周工作六天，星期六只工作半天。还有巡回演出。怎么办？我没有前人经验作参考。我只能打带跑地边走边看。人生就是这样的即兴。有时候我觉得我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了，对不起艾莉斯。良心不安对职业妇女来说，大概不陌生。现在已经是二○一○年了，我又遇到另一个难题。我的丈夫，也是欧丁创始人之一，托盖尔．维索（Torgeir Wethal）得了癌症。他正在接受化疗，无法和我们一起作春季巡回演出。我们用整个二月重新调整演出内容，以便在没有他的状况下演出。这对我是很困难的，我必须用我全部的专业态度防止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工作总是能够帮助我度过难关。和一个心爱的人共度一生是很幸运的事情。看到我的女儿强壮独立更是无上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