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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鄂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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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終點左轉為何迷戀（女性）真實？
自從2023年出版《女二》之後，我就一直持續摸索著那條虛構與真實的「邊界」。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一條浮動的線條，還是一種縮放的空間結構，唯一能確定的是「那裡」會不斷發散著微微的電波，刺激著我朦朧不清的視線，以及困惑混雜的注意力。 這幾年幾乎每一個創作案，都反覆折返虛實的核心。尤其是AI的出現，讓這條邊界變得更加難以辨識，甚至開始鬆動其原本的判準。當語言、影像與敘事可以被快速生成與重組，「經驗」本身似乎也逐漸失去其不可替代性。每次寫著企劃書，洋洋灑灑的創作動機與靈感來源其實都在回扣自己一直無法回答的問題：為什麼我對「虛實」那麼糾結？而那糾結裡充斥的敏感甚至變成一種過敏，其中的關注、興趣也慢慢煉化成了焦慮。這是為什麼？ 直到我在《當AI取得話語權，人類還剩下什麼？》書裡讀到對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對極權主義的討論：「極權政權的理想對象，就是那些心中再也不存在真相與虛構、真實與錯誤之別的人。」這段話突然讓我站上一個全新的視角：虛實是政治性的。「虛構」不僅止於文學戲劇創作的手段，還能藉由提供錯誤資訊而進行操控資訊的再製與加工能包裝成故事，但源頭素材可能以假亂真，製造了效果衝高流量，於是「權力」在過程中默默地移轉這不就是此刻亂象生成的網路世界嗎？ 有趣的是，我一開始探索的起手式，是想回歸關注「虛構」的本質與技術，不願一昧向真實傾倒。問題是：為什麼作品根據「真實經驗」會成爲一種賣點？為什麼「來自真實經驗」會成為一種價值？而這種價值，為何特別頻繁地附著在女性創作之上？尤其在文學、電影的範疇裡。但此刻我想先撇開女性經驗、陰性書寫的範疇，我絕對認同女性經驗是值得書寫，也確實該從陽性主流敘事中奪回自主權，我想深入談的，是文化裡對於真實的迷戀傾向，尤其女性經驗的真實。 在埃米莉．布特爾（Emily Bootle）對當代「迷戀真實」的分析中（《我們為何迷戀真實》This is Not Who I Am：Our Authenticity Obsession）看見一條清晰的軌跡：從傳統名人形象的建構，到自媒體時代對「做自己」的強迫表演，「給人一種在扮演自己，而不是做自己的感覺」。真實不再是一種內在狀態，而是一種需要被持續產出與維護的效果。個體必須不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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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社會X政治X經濟X哲學的自由面面觀（三）
菲利浦．佩蒂特：非宰制的自由 菲利浦．佩蒂特（Philip Pettit）是出身於愛爾蘭的道德與政治理論學者，目前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價值中心的教授。 佩蒂特在1997年出版的《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一書中提出了第三種自由觀非宰制的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他讓我們想像一個自由的奴隸，這個自由的奴隸有一個善良的主人，這個主人不會限制或干涉奴隸所做的事，也會提供奴隸各種資源去尋找自己的人生目標，還會鼓勵奴隸時時去反思他正追求的目標是不是他真心認可的，並提醒他要保持批判的心態。 上述情境中的奴隸不但擁有充分的消極自由，也有充分的積極自由。但基於他奴隸的身分，他仍在某個重要的意義下是不自由的，因為他實際享受的自由並未受到保障，他是否能享有消極和積極自由全在他主人的一念之間。派蒂特將此種不自由稱為宰制當一個人在某方面的行動自由可能受到他人任意地干涉時，即使目前尚未受到任何干涉，他仍處在他人的宰制之下。 除了在主奴關係中的奴隸是如此外，在極權統治之下人民亦如是，甚至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如果立法制度允許多數族群制定壓迫少數弱勢者的法律，或者允許警察可以無條件地盤查公民時，這些也都算是一種宰制，都算是對自由的侵害。因此如何透過完善的制度設計來防止對自由的可能侵害，可說是非宰制的自由觀所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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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精選 PAR Choice
藉紙箱的詰問 開展肢體的辯證
曾與舞蹈空間舞團合作過《橄欖樹》和《時境》，西班牙編舞家瑪芮娜．麥斯卡利相當懂得在舞作中展現其對敘事力道和詩意畫面的編排與調度。今年三度合作的新作《沉睡的巨獸》，創作構想則來自於麥斯卡利對於我們似乎已習以為常的民主與自由的疑惑與叩問，透過與三地舞者的合作，及與現場聲音、紙箱布置互動，探尋並展現不同地域人民的民主肢體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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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2005誠品戲劇節—作家紀事
生命透鏡折射出的炫麗彩暉
班雅明的神秘洞見、楊逵的冷靜義憤、宮澤賢治的世故童話，看似矛盾衝突的素質，在他們生命中衝激結合，組構了奇異的透鏡，再從那無法模仿、複製的透鏡中，折射出永不褪色的光譜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