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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創作趨勢篇在參與及移動之外
2018年，參與式劇場開始興盛，如《PAR表演藝術》第308期以當年的臺北藝術節、臺北雙年展為對象，對參與式藝術提出討論。2020年，地方遊走式展演亦成為需要專文討論的顯學，如第334期所策劃的「漫步地方，作為行動代號」專題，便從評論與創作的視角，對這類展演展開對話。兩者實互為表裡，在室內與戶外裡應外合，企圖破除典型空間的鏡框式觀看，並以展演中的行動設計，強調觀演者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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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體身體IV
YC， 「還記得那年暑假，Waking up發生的狀況嗎？」「你是指無法結束那一次？」「對。」「記得。」Waking up是偉誠老師在三芝密集工作坊的常態訓練，顧名思義，「醒過來」，讓身體練習在動中覺察。工作流程是先指定數名帶領者，彼此確認銜接順序，啟動後，學員要儘速捕捉帶領者發展的身體動態然後同步跟上，全程禁語。老師常提醒：「帶領者不是leader，而是示範自己怎麼工作。」換個說法，我們之間不是從屬關係，而是彼此同行。所以對擔任帶領者的我們來說，挑戰在於身分切換的同時，如何維持身體的張力。什麼意思？因為帶領動作發展時容易火力全開，切換成跟隨動作時容易陷入昏沉。而對學員來說，挑戰便是大家要意識到重點不只是模仿帶領者的外形姿態，而是要瞬間捉到他的動力原則，一個動作怎麼發生然後串連到下一個動作，流動之間的節奏、能量等。 「那時候我們都有點慌了。」第一個錯愕出現在我們準備結束時，突然學員A發動起來，我們身體即刻跟隨，腦袋一片迷霧，「發生什麼事？」有趣的狀況發生，另一個學員跟著接手帶領，然後又下一個、再下一個。事情超出了我們的預想，學員反客為主，我們試圖奪回主導權，但很快又被另一個學員銜接過去，如此來來回回，焦慮的眼神在我們幾個之間流竄，我們都知道發生了什麼狀況，但都不曉得該怎麼回應和結束。我做了一些嘗試，離開現場然後重新加入，數次以更強烈的拍子來暗示，數次以失敗告終。如斯兩個小時後，全體在精神和肉體皆達致某種疲累程度，Waking up於焉結束。 「我對學員A的回應很有印象，『我以為每個人都可以帶領。』」你說：「當下我聽了很生氣，你怎麼搞不清楚狀況，但冷靜下來想想，卻發現最大的問題是回到我們自己。」對啊，以前常聽老師提點「Waking up沒有對錯」，似懂非懂，到了面對的關鍵，赫然發現自己內在有了是與非。學員A表達之後，其他學員才紛紛表示，本來也不確定能不能這麼做，但有人開始了，就覺得可以，學員A在無意中成了領頭羊。如果說場上一切發生都是一種訊息的傳遞和溝通，我數次離開又加入，也無意中暗示了可以這麼做，果不其然，在我之後就有好幾位跟著離開喝水稍息然後重新參與。自以為是的我被當頭棒喝，認知形成後如何不固著沾黏，顯然是下一道功課。 無可否認，Waking up在過程中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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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我們全部》搬演COVID-19下障礙人士的故事
倫敦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re）的舞台一開場像是個診療間，台上有兩名女性，一名身體健全，另一名是腦性麻痺患者需他人攙扶步行，直覺是這名身障女士前來接受治療，但接下來的發展與觀眾的期望完全相反。由瑪丁妮絲（Francesca Martinez）飾演的腦性麻痺患者是一位心理治療師潔絲，而身體看來毫無障礙的女性則是前來接受治療的強迫性精神官能症患者。《我們全部》（All of Us）這齣戲一開演就挑戰觀眾對「身心障礙」的認知與成見，要觀者以更開闊的角度踏上故事旅程。 《我們全部》是主演瑪丁妮絲的首齣登台劇作，最初計劃在 2020 上演，卻因COVID-19被迫停止。從那時起，身障人士占COVID-19死亡人數的60%，瑪丁妮絲也因此重寫劇本，將自COVID-19流行以來政治氣候大變進而影響身心障礙人士補助與生活的血淚寫進故事裡。 《我》劇打破了人們對殘疾生活的偏見。劇中多位身心障礙者都是複雜、多面的，有慾望也有缺陷。如米兒絲（Francesca Mills）扮演的21歲女性波比是一名輪椅依賴者，個性奔放的她跟其他女孩一樣出門聚餐約會，直到因政策改變失去夜間照護者，她被迫每晚9點前要包著尿布上床，到隔天早上8點照護者來了才能離開床鋪，常需與自身排泄物度過長眠，對其身心靈是極大打擊。這角色寫得很精采，特別是她和帥哥在家裡調情的場景令觀眾耳目一新。 本身有腦性麻痺的瑪丁妮絲不喜歡用「腦性麻痺」形容自己，她都以「搖搖晃晃（wobbly）」來向別人介紹自己身體上的不便。她書寫並主演這齣戲，希望人們建立一個可以真正看見且重視彼此的社會。就像瑪丁妮絲的角色潔絲說的：「我並不殘破，我是我生命中獨一無二的火花。我們全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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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華人舞星陳鎮威成為紐約市芭蕾舞團主舞者
每年6月是紐約市芭蕾舞團（New York City Ballet，以下簡稱市芭）汱舊換新之時，準備離開退休的舞者在此時宣布，舞者的擢升也在此時正式公告。今年名單中有個第一：第一位成為主舞者（Principle）的華人舞者陳鎮威。 他2020年才加入市芭，第1年還因為COVID-19，基本上沒有演出。但他並非初生之犢，此前他已在休士頓芭蕾跳了10年，並取得主舞者職位。陳鎮威晉升市芭主舞者，馬上就成為繼舊金山芭蕾的譚元元後，在美國成就最高的華人舞星。 古典芭蕾源於歐洲宮廷，其審美觀是圍繞著白人身體建立的，其他族裔要打進這個圈子本就困難重重，男舞者要承擔女舞者跳躍時的重量，能在國際舞壇上嶄露頭角的東亞人就更是少之又少。陳鎮威可說是祖師爺賞飯吃，身高181公分的他一上台就是玉樹臨風，搭配哪個女舞星都風采翩翩。 但市芭的主要舞碼是創團者巴蘭欽的作品，需要的是與跳《天鵝湖》、《吉賽兒》等古典芭蕾不同的身體感和音樂性。巴蘭欽特別辦了1所學校來培養能跳其作品的人，迄今80年；巴蘭欽的舞碼已成為全世界舞者必跳的作品，但有9成以上的市芭舞者都是出自這所學校。 陳鎮威在中國長大，快20歲時才因得到國際芭蕾比賽獎項而出國，與巴蘭欽相距甚遠。他與市芭結緣，是市芭的獨舞者派克（Justin Peck）牽的線。獨舞者的位階雖比主舞者次一級，但派克真正的長處是編舞，至今已有超過25件作品在全世界演出（他也為史帝芬．史匹柏的新版《西城故事》電影編舞），因為替休士頓芭蕾編舞認識了陳鎮威，他便把陳帶到市芭。 如同許多年輕舞者，陳鎮威很認真經營社群，尤其是微博，所以他在中國擁有大批粉絲。郎朗引發了中國小孩學琴熱，陳鎮威會不會也帶動芭蕾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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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登曼波 X 簡莉穎
「我跟莉頴的共通點是酷兒。」 「還有我們都在劇場啦！」 此次採訪並非兩人第一次碰頭。登曼波初踏入劇場界沒多久，簡莉穎是劇組的編劇，張藝堂攝影，負責場景美術的登曼波也拿著自己的底片相機隨性捕捉，劇組的人覺得他拍得不錯，把他與陳藝堂的照片交互用在宣傳上。其後，登曼波陸續把作品放到網路上，接著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開始邀請他合作，成為別人口中的攝影師。 但登曼波不把自己定義在哪，電影美術、攝影師、藝術家、策展人或是音樂圈裡極具名氣的DJ，他在創作裡尋找自身的解答、幫別人說那些說不出口，用影像轉譯故事。 這幾年分別在影視及電影產業打滾，談起劇場，登曼波與簡莉穎一致認同在這個已有百年的產業，是一個沒有包袱且包容各式創作的地方。不同於電影業固有男性主導的隱性文化，每一卡都被精密計算的影視作品，劇場有更大的空間彈性吸附未知，在視覺或是劇本皆百花齊放，甚至走得比商業電影更前面。 或許有時候也是種不得不。「劇場在宣傳的時候，劇本通常才進行到一半，攝影師知道劇本裡想傳達的東西，但這東西要如何呈現，它可以是不那麼具象化的，因為要具象，也沒東西。」登曼波大笑說道。 在創作簡莉穎 2012年作品《羞昂APP》視覺時，登曼波刻意不以人物作為主角，將劇本中「女性有時會自我物化，以達到需要」為發想，在模特兒身上套上好幾雙五顏六色的絲襪，框景定格在身體，將人體轉化物件，變成隱喻的媒介。 創作劇場視覺更多時候可自成一個獨立作品，登曼波喜歡這樣的合作，無人指定該怎麼做，從故事裡抽絲剝繭，透過曖昧暗喻及他擅長的豔彩，讓美感層次更加飽和。畫面或許會有點衝擊，但那就是目的，要別人不要用正常邏輯去觀看，你好像抓住了什麼，但又不確定，彷彿用微醺又調皮眼神對著觀者說：這裡有點意思，你來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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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一位接案攝影師看劇場影像是如何被建構？！
我其實不是專門拍表演藝術的攝影師，但每一次拍攝我都覺得很有趣，我發現劇場影像跟接案攝影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表演的高潮跟照片的高潮是分開的 首先是表演藝術的人感覺都很豁達。常常聽他們在表演開始前開玩笑，我都有一種他們看破世事的感覺。當然這很可能只是我表面的觀察，說不定他們有什麼心酸我不知道。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表演藝術的工作者習慣在拮据的情況之下生存，與人合作。相較之下，攝影還是一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我們也會跟人合作，譬如妝髮、設計。但是我總覺得真正跟攝影師對話的，就是那個小小的monitor，我們就是一直看著它，反反覆覆地輸入指定，然後等待照片回饋，然後再調整指令。說到底，攝影終究只是透過一個觀景窗，然後從單一視角，看到獨屬於那個拍攝者的視野。這整個過程幾乎像是一種神秘的儀式，不待外人的干預或第二個觀點。 第二，我發現表演的高潮跟照片的高潮是分開的。其實每次接表演攝影的工作，我都在偷偷比較不同表演畫面的設計。最基本的當然是燈光、道具與舞台，有些設計好的表演拍攝根本就不需要費心，每個畫面拍起來都很好看。有的時候我會觀察表演者的動線，在平面攝影當中，主要是指畫面當中人物的分配。我發現有些成熟的表演，他們會很自然地讓人在畫面當中有一個恰當的分布。但是有時候表演的高潮其實跟視覺的高潮是不一致的。譬如有時候戲劇很平淡，但是畫面很生動。有時候則是反過來。 在拍攝結束之後，我的照片會給表演的團體使用在臉書或是宣傳海報上。這時候我會開始觀察他們挑選照片的美學，其實跟攝影師的想法並不完全一致。一開始我會拍攝一些具有形式感的畫面，所以畫面會比較遠，結構感會比較強烈。但是後來我慢慢發現，表演團體希望鏡頭能夠更近一點，人物的動作與表情要更有張力。有時候，這種張力不僅僅是視覺上大的動作，而是一種表演之中「有戲」的感覺。我覺得這跟攝影師所謂的「瞬間」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有戲」是一種持續的狀態，也就是在這個畫面之外彷彿讓人覺得整個事件會繼續發生。但是我們談的「決定性瞬間」是一種比較凝固的感覺，那個畫面彷彿暗示：在現實之後，還有一個抽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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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走進另一個導演的腦袋
我時常很好奇其他導演們都是如何思考創作、如何進行排練的。畢竟，導演不像演員，在四處游牧於各個劇組的生活裡互相建立了一種（可以交換情報的）社群；導演，大多數是孤獨的狼（好啦沒那麼帥，可能就是人緣差而已）。 莎妹劇團導演王嘉明曾在《PAR》連載專欄「一字一劇場」，每期以1 個甲骨文為題，從古老的中文字原義，延伸至與劇場、創作、生活的種種關係。專欄裡，被大家稱為「頑童」的嘉明非常縝密細膩地推敲、思考以及落實他的劇場觀；對我而言，更像是終於有機會走進另一個導演的排練場（腦袋）。雖然一廂情願，但似乎因此理解了他作品裡給自己的靈光或不爽，進而釋懷（或加強了）自己的焦慮，以及直視自己的盲點與匱乏。 即使每個導演、每個創作者都是獨一無二的，並且也都這般深信著，但，發現自己並不孤單也並不奇怪，肯定也是一種力量吧。我想。 嘉明分了上中下三期談「系」這個字，其中有一句話對那時（甚至至今）的我當頭棒喝。（我希望這個專欄能夠集結成冊，最好是像日本的文庫本尺寸。） 2021 年起大幅改版的《PAR》對我的思考刺激和「一字一劇場」異曲同工。雜誌編輯與導演相像之處在於：在一個主題或概念之下如何調動結構與安放素材，這一年多來，每當翻閱改版後的《PAR》，有時會想起嘉明說的那句話： 「探索不是往下挖，而是往後退，或是把頭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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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我看《PAR》的那些日子……與那些身分
第一次讀《PAR》是什麼時候呢？在大學玩劇場時，應該曾經在控制室看過些零散的《PAR》，到圖書館應該也是會看到每期新刊對了，2005年第一次在國家戲劇院舞台上的蓮花池區看《如夢之夢》，巨大撼動後走到櫃檯把劇本書跟做封面特企的《PAR》都帶走了，應該是我第一次買了《PAR》又認真讀了《PAR》，這時還只是一個純粹喜愛看表演、正在思考自己要不要考劇研所的讀者。（或許還幻想過未來繼續玩劇場的話也可以登上《PAR》？） 終究是沒有繼續玩劇場，倒是退伍後沒多久進入了現在的公司。身為古典音樂媒體，跟《PAR》真是有「亦敵亦友」的感覺雖然我們的受眾不盡相同，但有時不小心撞題，還是會忍不住內心比較（或讚嘆）《PAR》做了什麼不同內容。每年8月必出的樂季大盤點，也是社內同事會爭相等候寄達時要搶先看的期數，有時還會偷偷羨慕《PAR》能有「地利之便」，能提早知道NSO的樂季內容或是TIFA邀請到哪個名團這時的我與《PAR》，是同行競業（？）。 2020，敝刊停掉紙本轉為數位，隔年《PAR》也轉型為雙月刊並強化線上閱讀，對於數位浪潮襲來的反應，倒是有志一同。少了同在書店上架的束縛，我也開始為《PAR》寫一些文字，年輕時登上《PAR》的妄想，最終竟以作者的身分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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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遇見的，與被留下的
有兩個時機點，我會閱讀《PAR》雜誌。 當看到雜誌被郵寄生硬對折塞進郵箱時的窘況，我會快速取出來，拿上樓，回到房間將包裝拆除，花點時間停留在封面設計、紙本材質後，立刻坐在桌前，速速瀏覽當期主題與是不是有看過的作品點評、感興趣的人物採訪，因為我知道如果這個時候不看，接著它就會被收納進紙箱，存藏在層櫃中。 而下一次與它相遇的時機，就是搬家了。積累下來的期數成為沉甸甸，無法完全帶離至新租處的雜物之一。斷捨離的過程中，我會將所有雜誌搬出，疊為一落，開始一本本翻閱，將雜誌大致分為：全本保留、單頁裁切和回收。想跟讀者分享一期，在我全本保留的選擇之一的雜誌：「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第322期（ 2019年10月號）。 這是3年前刊登在雜誌上的人物專訪，看見自己神采奕奕的臉被刊出，職銜是劇場導演。出刊後，兩名友人看完的回饋，回想起來給了我非常鮮明的印象：一是，哇靠你登上《PAR表演藝術》雜誌，好屌出名了；二是，看完其實不太理解什麼叫做「被選擇的」、「被需要的」，閱讀起來有種優越感。對你來說，那其他人算什麼？ 其實，沒有想過會被這樣解讀、也沒有想到有這樣的解讀方式，所以，我把這期《PAR》保存下來。提醒自己，一路以來做了哪些選擇、哪些是選擇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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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用雜誌說好故事
一本刊物打動我的原因，往往在於它說故事方式，翻開〈40難料〉的心情正是如此。本輯故事聚焦於人，以相對神秘、抑鬱的氣氛談中年待修學分，內容有喜有憂，有感悟有釋然。專題製作想必不容易，在有限製作期內，要遇見願意傾訴際遇的受訪者、要仰賴團隊深厚的採訪功力，特別是文字須如實呈現受訪者性格，才能帶讀者走進內心世界。 一如演員謝盈萱的表述，面對媒體提問對40的看法，她想：「我怎麼會有標準答案？我也是個人，我也在一邊經歷一邊學習我的人生啊。」是啊，為何年紀始終要被提出？大眾對數字的想像何以如此保守？想起《本事》17期，我們用「破 BOOM！」為題，談框架打破、形式扭轉和破壞後重生，現在想來，年紀標籤也是必須突破的。 音樂人柯智豪對創作總是全力以赴，40歲之後的他開始對熬夜吃不消。而經營工作室也開始有了「養人」的壓力，夾在工作與工作之間，不免消磨熱情，但他仍享受向前輩學習，形容站在巨人肩膀上，玩音樂就像吃了定心丸。熱情仍在，卻也渴望找到平衡。 20歲追尋夢想、30歲意氣風發、40歲嘛困惑仍在，卻有更多責任、有經歷淬鍊後要面對新轉折。不過，每個人生階段都是新的，該走向何方，人生從沒有標準答案，成為中間世代無需害怕，因為每個人都一樣，都在摸索中前行，迷惘失意卻也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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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VOICE PROJECT」邀請影視名人拍片鼓勵投票
由影像製作人菅原直太與電影導演關根光才發起的「VOICE PROJECT」，於2021年眾議院選舉前邀請小栗旬、菅田將暉、渡邊謙等名人拍片鼓勵國民參與投票，並於今年7月參議院選舉前，再次集結26位娛樂及文化圈人士，鼓勵每個人用自己的一票發聲。菅原直太說，身邊雖有可討論政治的朋友，卻僅限於同溫層，日本的投票率依然很低迷。但在2021年，無論是對防疫政策的不滿，或是在反對聲浪下仍執意舉行的奧運，讓日本人意識到生活跟政治的接近，也累積了許多想對政府說的話，因此決定在眾人相關想法高漲的時刻，透過具影響力的名人來傳遞訊息。 2021年的拍攝對象以影視圈為主，因為即使在網路世代，日本電視圈還是有很強的影響力，但要這些人對政權發表意見勢必對工作造成影響，所以將主題設定為「鼓勵大家一起去投票」，希望透過提升投票率來促成對話。菅原直太表示，儘管強調不偏頗任何政黨，也無企業介入，全是自費發起的活動，經紀公司仍覺得這等同於變相批評政治，因此不願讓藝人參與。「還好，去年小栗旬很快就答應參加，甚至主動幫忙聯繫許多後輩演員，很多單位聽到有他參與也就同意，才順利完成第1支影片。」 從成果來看，雖然整體投票率僅提升幾個百分點，但18至19歲的投票率躍進超過一成，讓團隊相信這計畫對年輕人是有影響力的。菅原直太說，這個計畫不僅是希望提升投票率，而是希望可以讓大家都能在生活中稀鬆平常地議論政治，「網路上充滿著毀謗與重傷，所以大家都害怕被攻擊而變得畏懼發言。我希望能累積一些改變，促成一個讓每個人都能表達想法，互相尊重與溝通的社會。」詳情可參計畫網址https://voice-project.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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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極端豪雨侵襲重要演出場館傳災情
今夏的首爾天氣異常濕熱，連日降下史無前例的極端豪雨，重創市區交通與基礎建設。漢江以南因地勢相對低窪，每遇強烈雨勢，淹水災情特別嚴重，位居首爾南部的國立國樂院與首爾藝術中心（Seoul Arts Center，又名「藝術殿堂」）在這次洪災中亦難逃一劫。 據國立國樂院相關人士表示，8月初的豪雨導致排水系統超過負荷，為場館內燈光、音響設備提供電力的電氣室及控管室內溫度的機械室進水，無法及時修復。維修工程雖預期耗時不長，估計兩週內可恢復設備運作，但因時值演出旺季，場館節目滿檔，原訂於8月中旬揭幕，由國立國樂院正樂團暨舞蹈團出演，重現大韓帝國時期最後一次宮廷晚宴樂舞的《壬寅進宴》節目，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將延期至今年年底。 與國立國樂院毗鄰的首爾藝術中心，同樣因排水系統失靈，連接各音樂廳、劇場、展覽館的中央交誼空間，也首次在下班時間發生嚴重積水，造成人員出入困難。雖然淹水問題在一天內獲得排解，所有演出計畫也照常進行，但常駐於首爾藝術中心的表演藝術團體相關人士皆表示心有餘悸，特別是在 2011 年夏天，位於首爾藝術中心後方的牛眠山坡地，曾因瞬間豪大雨引發土石流，危及週邊建築且釀成傷亡，短期內不可掉以輕心。 面對全球氣候異常，因天候因素導致的表演取消、延期及非人為災害，已成為令場館營運方與演出團體頭痛，卻又不得不直面的難題。針對演出場域的結構檢測和定期維護，需投注更多人力與財務預算，以保障演出者及觀眾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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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許斌 X 姚立群
許斌與姚立群的相識，其實不是從「劇場」開始。 最初，許斌以為兩人的相遇是在2003年末，到中國北兵馬司劇場演出《黑洞之外》。他說：「姚立群臨時去當音控，表現傑出！」但姚立群說的更早些，是在1991年左右，那時的許斌還在誠品書店工作，專門負責攝影相關區域，笑說：「他是那個區的區長。」姚立群初接觸攝影，與當時的同好向許斌交流。後來，許斌從公關公司、《首都早報》攝影記者、誠品書店、《表演藝術》特約攝影、《亞洲週刊》等媒體之攝影記者，用「攝影」兜起生命與身分。自2011年的《黑洞3》，也順其自然與身體氣象館、牯嶺街小劇場締結關係，留下諸多照片。 姚立群說：「許斌這輩子預計是沒可能整理完照片，不過有一天我們拿到那些檔案，打開來看，大概會驚訝那時候已經拍那麼多，而且讓我們都還可以回到現場。」這句「回到現場」，或許是許斌在不同身分與生命經驗的轉換之間，穩住攝影的核心。 紀實：劇照的功能與本質 許斌開始專心於表演藝術攝影，是因《表演藝術》雜誌創刊，受主編蕭蔓之邀擔任特約攝影。可能是從雜誌創刊以來的情感，可能是對採訪與攝影間的理念，在許斌悠緩的語氣裡多的是對雜誌攝影的觀察，包含雜誌攝影的專職化，統一整體風格；攝影如何通過採訪來了解受訪者，然後完成攝影等。看似穿梭在不同的攝影範疇，但堅持的都是「紀實」，不只我們眼前所見，還有積累於作品╱人背後的種種。 這也與許斌對「劇照」的思考產生連結，他很明確地說：「劇照不能算是攝影的『作品』，因為劇照有點像翻拍、或是影印。」他提到，近幾年為了票房，劇團花更多精神與經費在經過設計的擺拍，作為「宣傳照」，但往往跟這齣戲沒有太大關係。他說：「嚴格講起來，這樣的做法就會變成是那位攝影的作品，而不是劇場的作品。」頓了一下說：「基本上是不一定需要那樣做的。」姚立群也用「本末倒置」回應：「像我的觀念是這樣，一開始披露的照片絕對不能勝過到時候演出的內容。我覺得，這才是合理的，並且是劇團跟觀眾之間的倫理；也就是說，怎麼會讓觀眾看到一個打折扣的東西呢？」 姚立群接著說，過去經費拮据，不會把專業攝影納入思考，「連想都沒想，就讓這件事過去，最後那個作品就好像和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許斌這時笑說：「其實我早年剛開始拍的時候，都免費送照片給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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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蔡詩凡 X 王甯
「你們會如何定義彼此的合作關係？」 「彼此是彼此的成分吧！」 「好肉麻！！」 （兩人同時大笑） 看起來很有默契的蔡詩凡與王甯，其實一直是到王甯於2020年發表的《十五分鐘運動提案》，才開始第一次的正式合作，在那之前，兩人僅因工作關係偶遇了兩次：一次是在2017年由編舞家余彥芳領軍、王甯擔任排練助理的《時間沉默地改變了什麼默默計畫2017》，臨時被找去幫忙拍照的蔡詩凡，在劇場裡第一次見到王甯，兩人連話都沒說，僅有一面之緣。隔年，王甯在新人新視野發表《丨丨》，蔡詩凡再度被當時的影像設計唐健哲徵召擔任救火隊，但慢熟的兩人依舊沒有深聊，僅是進化到點頭之交而已。不過，或許某種可以歸因於星盤或人類圖的原因，王甯在創作《十五分鐘運動提案》的前期，「不知道哪裡來的直覺」就約了蔡詩凡出來閒聊，憑著「就有種感應吧！」而成行的兩位女子，莫名的一拍即合，從此開始成為創作上的夥伴。 提及那次「超詭異」的邀約，蔡詩凡坦言沒有想太多，畢竟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常會跟「很free」的人合作，倒也習慣了這種臨時興起的機遇。當時，兩人隨意漫談起攝影、身體與觀看的關係：例如蔡詩凡不太喜歡被稱呼為「攝影師」，而更習慣被稱為「拍照的人」，因為攝影對她來說，是個很動作的事情；例如王甯身為創作者，其實每次被問「你要什麼」的時候，都覺得異常奇怪又彆扭，因為對她來說，唯有在不刻意預設結果的前提下，創作的可能性才會開始蔓延、生長；例如蔡詩凡曾經在拍照時，意識到自己會停止呼吸、身體僵硬，後來練了瑜伽後，才開始能一邊拿著相機、一邊深吸深吐；例如王甯很投入在這樣沒有結論的漫談，似乎在如此無形無狀的模糊裡，才能清澈地看見自己究竟會被什麼樣的事物吸引與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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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煙硝總未息，典型在夙昔
2001 年我尚在美國就讀企業管理碩士班，當時央請友人將讀畢的《PAR》捆包寄到異鄉，是我治療中文閱讀思鄉病的珍貴藥方；當年自然也並未想過爾後會「加入」表演藝術產業，僅是以一個觀眾的身分，透過《PAR》建立自己接近表演藝術的「體系」而熱中閱讀。 第100 期「台灣表演藝術類雜誌的現況與未來」座談會記錄，之所以令我印象深刻，在於當時MBA 的學習方式是大量閱讀與模擬案例分析（case study），從而找出最有效率、最聰明的經營結構與商業模式，啟發了將這樣的一套邏輯適度地移植到所謂表演藝術「產業」上的思考（如果當年環境勉強可以稱為「產業」的話），《表演藝術》雜誌、或更為廣義的表演藝術出版品所面臨的總體環境，某種程度也呈現了表演藝術如何「產業化」的困難，若雜誌、廣義的藝文產業與我所習專業領域不同，不以利之所趨，甚至無利可圖乃是家常便飯的時候，推動產業演化的驅力又該是什麼？ 記錄中提到的種種命題，在今天似乎煙硝依然未息，我們也還在尋找答案：行政法人化是讓整體產業更強壯的最大公約數？媒體的虛實整合給了《PAR》更大還是更小空間延續過去的成績？若認真追根究柢起來，或許都可以扣合到20 多年前這篇文章所隱然埋下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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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被恆久留存的我們
那是個尋常的早晨，因採訪王嘉明導演之故，我與攝影師受邀到他剛搬進的新家，趁著攝影師補拍畫面的空擋，瀏覽他書櫃中的書，直到瞥見其中一本後停下那是《親愛的人生》。 啊，是的。攝影師剛到訪的時候有跟導演提到，「我們見過面，」她說：「2018年的時候，因為拍攝《親愛的人生》，你跟李維菁的對談。」 「對，2018年。」導演想起。 這一來一往的對話好快就結束了，當下沒有什麼情緒，但我總感覺，在這空間中的我們仨，心中都有一個沒有吐出來的嘆息，悄悄地收著。同樣沒有說出來的是，那一年，我就是看了刊登在 《PAR》上他們的對談，才會買票去看《親愛的人生》。當時我不知道自己再過不久就會開始在雜誌上登採訪稿；王嘉明大概也不曉得這齣戲會在法國巴黎的秋天藝術節獲得這麼大的回響；而更沒讓所有人想到的是，李維菁當時依舊像夏日早晨的晴朗笑容，再過幾個月就會離開。 我有時候會想，劇場一直都是這樣的地方，必須有人的存在才能夠成立，因為如此，雜誌的意義，某種程度而言，是永恆地記錄了一切還沒有發生的那一刻還沒有發生，卻熱烈期待；還沒有發生，而勇敢期盼；還沒有發生，所以當下這一刻便恆久的被留存，這些人的這些對話，被恆久地留存。 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每回拿到雜誌，我總是最先翻起人物專訪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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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伴我一起成長的夥伴
《PAR》第二次改版時，我正過著幾乎兩天一次，從古亭走到中正紀念堂的日子。有時參加樂團演出，有時看戲，更多時候在追舞；從雲門到瑪姬．瑪漢，讓自己離開譜面，繞行另一種軌跡。所以2004年9月的「林懷民與陳映真答客問」，與隔年1月的「山海塾」企畫，都讓我忍不住買下來。 也很難忘記2007年5月號，爬梳阿班．貝爾格四重奏近40年的演奏生涯，2008年3月二度討論如日中天的里契特拉，是否會成為帕華洛帝接班人？還有始終敬佩的Midori在同年6月登上封面。伴隨《PAR》每月出刊，遠方的藝術家與靈感，逐漸與我的學生生活親密起來，甚至生成想書寫跨界散文的渴望。 2012回到台灣，《PAR》成為我觀察演出生態的光源。尤其喜愛「藝活誌」中，作者群常用分解和弦即興般的筆法寫人物與生活，讓創作者的內在能如月相被顯現。後來有幸與雜誌合作，陸續採訪了即將來台的名家、從小仰慕的老師，還有藝術與植物的共生。遠遠近近的主題，讓我更加感到每一本《PAR》，都像是夜空中的星體，在頭頂視野中開展。 因為撰稿，我總會獲得一本屬於自己的雜誌，不過最後我都把它們送給了身邊適合某個主題的朋友（都是還未踏進劇場的那群）。因為當他們在翻閱時，《PAR》會繼續閃爍，牽引出一條更長的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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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沒關係，危機就是轉機
如同人生進入不惑之年時各種有感的轉變迎面而來，《PAR》338期〈40難料：中間世代的待修學分〉毫不拐彎抹角地破題，不給說教性質的「必修」指南，而是明白點出一切都還「待修」呢別天真了。 當在問卷調查的年齡選單得多花幾秒填寫那刻起，心理上深刻感受到一個全新階段的來臨，孰料40歲之後更有感的是生理上各種勢不可擋的螺絲鬆動，因此看到〈音樂職傷的迷思與轉機〉專題時特別有感。尤其此專題穿插在各類舞台工作者深度專訪之間，才剛沉浸在謝盈萱的自在真誠，或是被黎煥雄給40代苦口婆心的建議給逗樂，如此「血淋淋」的話題看似就要截斷當期諸位表演者建構起「人生下半場才剛開始」的希望但此時又發現輕鬆的插畫版面提示了這是一個「沒關係，危機就是轉機」的衛教單元。此專題打破一般提到表演者職傷時，多少會賦予傷害病痛一個成就偉大演出使命或背景意義的視角。內容回歸到表演者也是肉身人類，面對長期工作各種身體與心靈耗損的態度，與額外專業醫療資訊的提供，是讓身為一位長期姿勢不良而導致耗費半年復健背部筋膜的普通讀者如我，能夠無縫自我投射並深刻體會的閱讀角度，也讓〈40 難料〉這題的共感度多了有血有淚（非隱喻）的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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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菲利浦．肯恩接任「玻璃動物園」藝術總監
《龍之憂鬱》（La Mlancolie des dragons）導演肯恩（Philippe Quesne）7月起接任巴黎跨領域創作推動重鎮的「玻璃動物園」（La Mnagerie de Verre）藝術總監，承接創辦人阿利耶（Marie-Thrse Allier）推廣跨領域創作、挖掘後起新秀的未竟之業。 2019年，肯恩因市政府干預而不再續任楠泰爾劇院（Thtre de Nanterre-Amandiers）總監。決心脫離公務體系、專心發展獨立創作的他為何回心轉意，接管巴黎最前衛的表演中心？「玻璃動物園」其實是肯恩的發跡之地，20年前若沒有阿利耶的賞識，他根本無法踏上導演之路，大膽嘗試融合視覺裝置、行為表演、戲劇敘事的作品。這樣的知遇之恩讓他決定傳承伯樂的使命，持續拓展全新的劇場美學風格。 1年多前，阿利耶就曾與肯恩商討，趁「玻璃動物園」成立40周年之際，交接總監職位。但阿利耶的突然辭世讓兩人無法公開交棒，肯恩的續任必須交由負責管理阿利耶遺產的基金會審議，並由5位專業人士遴選適當人選，經營這間公家補助高達78萬歐元（註）的文化機構。肯恩的雀屏中選，不只在於他與阿利耶的私交，也因為他的親民風格及長期鼓勵跨領域獨立創作的努力。這兩點完全符合阿利耶當初成立「玻璃動物園」的宗旨。 肯恩表示，革新劇場美學不只得鑽研於創作，更要認識來自不同領域的其他藝術家，並持續探索彼此異同。未來，他企圖打破藝術形式的藩籬、年紀或資歷的差異、和公務體制的局限，讓「玻璃動物園」變成一個更具有彈性的跨領域文化實驗場，提供空間與資源給予持續研究的老少創作者，開拓讓他們相互交流的可能。 註：「玻璃動物園」由法國文化部、法蘭西島大區及巴黎市政府資助，文化補助約為2,418萬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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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文化領域的能源危機應變
因烏俄戰事及對俄制裁，德國目前遭逢到史上數一數二巨大的能源危機。雖然目前尚未進入能源消耗量最大的冬季，還難以預測實際的狀況，但為了做好準備，各邦皆著手制定各領域的節能措施。與文化稍有相關的是，自7月底起，柏林市的節能措施也開始實施，共約200座公共建築、觀光地標已關閉其夜間照明以節省能源。 同樣於7月底，文化國務部長克勞蒂亞．羅斯（Claudia Roth）也邀集各邦文化部長，協調討論文化領域的節能事宜，並試圖為此領域的最低能源需求制定各邦一致的標準。在媒體訪問中羅斯表示，這些討論和準備都是為了確保文化機構以及文化基礎設施的安全運作。最遲在9月，各邦及聯邦將有望提出一致的策略，但羅斯也表示，關閉絕對不在政府的選項之中。 究竟柏林的藝文領域是否也將要導入相關措施、執行到何種程度，目前還懸而未決，這卻大大攸關疫後的藝文領域是否能持續在經濟上復甦。柏林市文化參議員萊德勒（Klaus Lederer）表示，對於節能工作，文化部門也不能置身事外，但實際的執行則需要經過評估。舉例來說，博物館或檔案館藏的空調便是不可省的，但或許將劇院、音樂廳等場館的供暖調低1度或減少照明，相對來說就較為可行。在《柏林日報》（Berliner Zeitung）的訪問中，雷德勒也提到，疫後雖然靜態場館的參訪數已恢復過往，舞台類的機構卻仍可見到下滑，推論是民眾因當前物價及未來持續上漲的能源開支，所做出的應對。雷德勒認為，如何在危機中予以經濟支援，好讓民眾能持續投入在文化方面的開支，也是必須思考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