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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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冷戰中的友誼網絡,以及市場突圍
我們通常會把冷戰想得壁壘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有時正好相反,尤其文化藝術會產生另一股力量,編織出不同的網絡,不直接從屬政治,而以間隔的距離,或像一則隱喻般的存在,與身後的大敘事或隱或顯地交纏。 1978年,許博允與樊曼儂成立「新象活動推展中心」,自此以後,尤其在表演藝術資訊仍然匱乏的1970、1980年代,新象透過展演的引入及策辦、刊物編輯、甚至藝術中心的設置等,讓高雅、精緻的表演藝術進入台灣社會;同時,新象也堪稱藝術外交的民間代表,遊走於不同的區域網絡,除了受邀至各國參訪,其參與發起的國際組織就有亞洲文化推展聯盟、亞洲戲劇協會、環太平洋文化協進會、亞洲音樂新環境。 從日本掌握的亞洲表演藝術市場突圍 在《境.會.元.勻:許博允回憶錄》中提到:「1980年前,舉凡亞洲國家欲邀請歐美一流的藝術家或團體,總要透過日本。原因是日本表演藝術市場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已臻成熟,可提供足夠的演出場次和資金,及國際級的演出場所。『新象』成立後,積極與亞洲各國結盟,並與『菲律賓文化中心』聯合發起並促成『亞洲文化推展聯盟FACP』的成立,目的在於活絡亞洲各國文化藝術交流及建立表演藝術市場網絡。」譬如許博允於70年代加入音樂學者暨作曲家許常惠創設的「亞洲作曲家聯盟」,進而在這裡結識作曲家三枝成章(Shigeaki Saegusa),透過這層關係,新象進一步與日本數個民間公司合作,更具成本效率地引入有品質的日本展演節目。他和菲律賓文化中心(CCP)創始人卡西拉葛(Lucrecia Kasilag)逐漸建立深厚情誼亦始於此聯盟。1981年,曾受新象邀請來台演出的「菲律賓百雅尼漢(Bayanihan)民族舞蹈」即有卡西拉葛的身影,她也早在1957年便創設了百雅尼漢民俗藝術中心(Bayanihan Folks Arts Center),就在CCP建築的後側,那是一座複合型態的藝術園區,園區裡還有「菲律賓國際會議中心」(PICC)。 在新象從總務助理一路當到副總經理的蔡惠媛,曾於90年代初被派至香港設辦公室,那時海峽兩岸開始互動,但還不能直接到中國大陸設點,香港成為一個循序漸進的跳板,而且香港是一個自由且安全的地區,甚至如香港中樂團等,也因此成為新象引進的節目。接下來,新象陸續引入名家,譬如北京中央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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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多數的小眾
藝文市場本來就小的台灣,在揭開大劇院時代布幕後,市場與觀眾在哪裡的焦慮再一次放大,「放眼亞洲」又成為解套標的。從1990年代的南向、新世紀的新南向及大劇院時代有關亞洲的描繪,「台灣」往往是清晰可辨的核心常可見挖掘台灣文化的獨特性、多元性等起手式的概念,以轉譯成流通其間的精品,甚至還起到政治外交的效應。放眼亞洲,倒不如說是要讓亞洲看見台灣作為重要交流節點。但我們之所以會「南向」,也清楚反映亞洲從來不只是個市場,就像我們對「亞洲」的言說,會提及它是歐洲證成自身文明而創造的他者。 作為西方他者的亞洲,去殖民與反霸權毫無疑慮,只不過當我們的劇場還普遍仰賴國家資助,且由國家藝術機構策動相關計畫,我們還可如何擺脫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認識亞洲? 「以民眾為名」的亞洲,還有中國 冷戰秩序瓦解後,除了亞洲各國間在政治部分的和解外,經貿往來在全球化大旗下也愈趨緊湊。鮮為台灣劇場圈留意的是,這段約處於1990年前後,以「民眾」為名的亞洲劇場工作者在交流演出與跨國共製上有著頻繁互動。面向亞洲觀眾,他們主要演出新自由主義下的彈性勞動者處境,與強調跳出國家疆界的交流視野。 誠然,此一時期的交流慣於把亞洲與其民眾視為對抗西方的同質體,壓抑彼此之間的社會脈絡差異;雖強調以民眾為名,但仍以各自身處的政體的地緣政治位階定位彼此,例如來自相對發達的香港、台灣與日本戲劇工作者,會被認為理當比來自東南亞、南亞的戲劇工作者負擔更多演出經費,前者有時還會被後者視為帝國的代理人。正是以國家為主體的交流視野,導致彼此合作的困境。也是這樣的經驗,「不想像」或「重新想像」國家,反倒為他們在新世紀的交流,打開了「民眾」與「亞洲」的更多認識空間。 2021年起,為了重省這段經歷留下哪些線索,差事劇團以「亞洲民眾戲劇線上」論壇,找了香港、澳門、東京、北京等地的劇場工作者回顧。一個隱而不顯的課題在於:亞洲「以民眾為名」的劇場實踐,究竟該如何評價中國? 自戰後就被排除於全球體系之外的中國,1990年代逐漸以世界工廠之姿重返全球舞台。彼時來自香港、台灣與美國這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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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亞洲X策展
莎莎賓.希芮旺吉:太遠又太近的亞洲
泰國製作人莎莎賓.希芮旺吉回憶自己小時候接受的學校教育,充滿著對鄰近國家的敵意:「緬甸是我們最大敵國,寮國、柬埔寨落後又窮,馬來西亞我們不熟,新加坡太死板嚴肅。」即便在日常生活,她也常被長輩發表的族群偏見言論給嚇著。如何放下歧異,建立關係?於是,我們有了「亞洲」。 在被「亞洲」定義局限或混淆之前,「亞洲」可以意味著一種共同經驗的串聯方式。莎莎賓提到曼谷通羅藝術空間(Thonglor Art Space)舉辦的低脂藝術節(Low Fat Art Fes.),自首屆(2015年)便有意識地尋求東亞、南亞藝術創作團隊合作。至於莎莎賓自身擔任藝術總監的曼谷國際表演藝術會議(BIPAM),則自地緣政治角度,特別聚焦南亞作為策展框架,透過認識鄰國藝術家與其創作,以及他們在今日世界所欲述說的故事,來促進彼此理解。「我們明明和周遭文化有著共同的歷史與相似的故事,也有人與人交流的關係,然而我們卻對彼此感到如此陌生,只看到差異,看不見這些共通點。」莎莎賓這麼說。BIPAM以「下泰國」(Lower Thailand)和「上泰國」(Upper Thailand)為自身的國際串連分類。前者代表的是「海系東南亞」,包含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藝術生態較為健全,體制也有延續性。比如這次來台之前,莎莎賓才剛結束印尼訪問行程,對印尼創作生態有更深入的體驗,因而強烈羨慕起印尼。她說:「他們的創作支援體系是我們泰國期待好久的,像是表演藝術中心、獨立於政府機關的藝術基金會等,大概僅次於新加坡,只是因為印尼並非英語系國家,而被大家忽略。」至於後者則是包含寮國、緬甸、柬埔寨等國的「陸系東南亞」,隨著政治局勢動盪不安,也嚴重影響藝術創作的環境:「這幾個國家要生存都不容易,遑論要成為藝術家,因此BIPAM也花更多心力尋找途徑與他們建立關係。」 2020年疫情期間,BIPAM史無前例地在線上聚集來自東南亞全部共11個國家的創作者,各以3至4人為代表,以「Under the SEA」(註)為題分享進行中的計畫,隔年又把大家找回來更新近況,「但現在許多人已失聯。」莎莎賓表示:「不過,2021年緬甸發生政變,我們也剛好透過當地藝術家見證了歷史時刻。」面對漸趨保守的社會氛圍與政治審查,莎莎賓倒是認為「這始終是東南亞創作者的特色」,比如以非語言的身體語彙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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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亞洲X策展
張欣怡:在困惑中創造雙向需求
「每個語言對亞洲的定義都不太一樣,不僅德文、法文的定義不同,從歐洲和澳洲的角度看也很不一樣。即便我們同文同種,彼此想像的亞洲也可能不同。」獨立藝術工作者張欣怡說明,相對於歐洲擁有共享與疊加的語言、歷史與文化譜系,地理亞洲的內部不僅有天然屏障的隔閡,也傾向以「國族」而非「亞洲」看待自身。如果有亞洲,她既碎形又持續變形。 從台灣角度回顧歐洲劇場界對亞洲的關注,張欣怡回溯1998年亞維儂藝術節(Festival dAvignon)以「亞洲之慾」為主題,邀請8個台灣表演團隊,以及2000年里昂舞蹈雙年展(Biennale de la danse de Lyon)。她觀察當時除駐外單位耕耘見效,也因許多團隊知名度和藝術高度已能與歐洲創作者匹敵,是亞洲國家在歐洲舞台的領頭羊。然而,歐洲當時對亞洲普遍有著既定想像,從以傳統形式為主的邀演作品就可一窺端倪,亞洲藝術家也還在歐洲觀眾試圖理解的頻道裡,尋找被讀懂的方法與位置。 千禧年前後,歐美數個藝術節相繼策畫一系列聚焦台灣或亞洲的演出,間接讓文化部及其前身文建會支持團隊前往外亞維儂藝術節(Festival Off dAvignon)及愛丁堡藝穗節(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至今。張欣怡指出,2010年代全球經濟前景看好,尤其亞洲動能強勁,用充沛的資金與文化預算營造文化交流和表演藝術市場的條件。不只台灣,中國、港澳、日本、韓國相繼「組隊」,爭取國際能見度,各國藝術家也開始反思創作如何不流於異國風情,帶來跳脫傳統媒材、具前衛精神的作品。而東亞各國新興文化設施相繼落成,進一步造就市場的雙向需求。 2015年前後,表演藝術的策展意識與方法,在台灣逐漸受到重視,具國際聲量的藝術節、雙年展,開始策畫策展人交流活動。張欣怡認為這帶來3個交互影響:首先是構作(dramaturg)逐漸成為策展人。二是策展人的移動讓非洲與東南亞地區的藝術家更容易被看見。三是策展制度讓身分、性別、政治等多元而迫切的議題受到重視。 回到自身的策展,張欣怡梳理身上的「亞洲」困惑:「當有人指稱、泛稱我是亞洲人時,我發現自己對於這樣的身分連結產生疑惑。『亞洲』無法概括地理亞洲內所有文化體,以台灣人的身分來回應,對我來說更適切。」這種疑惑是(旅歐)亞裔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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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亞洲X策展
羅仕東:相聚就是一種策展
說起在「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的策展工作,羅仕東感到自己像是一位建築設計師,總是試圖要去開闢或創造出一些空間。不論這個空間是實體或是抽象的,希望能創造讓不同文化脈絡的人進行交流跟溝通的場域。而這些空間的實踐,他們更關注「從地方由下而上所發起的事件」,或某種對「相似的身體感」的探索與交往。 2022年,羅仕東及許家維以「Baan Noorg藝術與文化合作社」(Baan Noorg Collaborative Arts and Culture)的名義,受邀加入由印尼藝術團體Ruangrupa策展的德國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在這個首次以亞洲國家擔任策展團體的歐洲大展中,Baan Noorg集合來自台灣、泰國、德國、加拿大等12位跨國成員,共同製作「翻攪乳海:事物與儀式」(Churning Milk:the Rituals of Things)展覽,試圖將泰國鄉村的歷史記憶與當代青年文化聯繫在一起,並由此探討跨文化議題間彼此的延異(differance)。 在這次經驗中,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印尼Ruangrupa主導的策展,特別強調「nongkrong」回應「亞洲性」的概念。這個類似「相聚」或「hang out」的詞彙,也意味一種不具生產力的閒聊或聚集狀態。他認為,這對於習慣接收西方理論的台灣當代藝術圈來說十分新鮮,但也絕對都能夠感同身受。 他描述,這次參展也奠基在多年來與東南亞當代藝術社群「nongkrong」而積累出來的。自2010年開始,羅仕東及許家維經由結識泰國藝術家夫婦組合Jiandyin(Jiradej Meemalai與Pornpilai Meemalai),開啟了「打開當代」未來10年與泰國的直接合作,甚至是往後與其他鄰近國家的交流。羅仕東回憶,當時「理解的尺度:臺泰當代藝術交流展」(2012)每次「正式」開會時,Jiandyin夫婦總是會帶大家去到海邊的便宜度假別墅,因為他們認為討論嚴肅議題容易引起紛爭,需要在舒適的環境進行。他認為,尤其在以政府、官方為主導的當代藝術體系愈擴大,藝術領域愈專業化時,這樣把閒聊、聚集視作一種藝術態度,似乎才能夠捕捉到一些真正的靈感,達到誠懇而深入的交流。 羅仕東認為在一場場的交流與對話中,「是否能建立出某種超越單純經濟考量的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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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碎碎念 Editorial
編輯室碎碎念
「亞洲」是近年表演藝術圈的熱門關鍵字,各大場館、平台、計畫無不以此定位自己、呼朋引伴。雖然提及亞洲,多半人們腦海中的世界地圖特定區塊都能亮起燈;但作為文化概念,卻總是說不清楚又曖昧模糊。論者大致的共識是,亞洲作為「歐洲製造」的概念,是現代歐洲自我指認的他者。而今我們體認到,這片總面積約4457.9萬平方公里的地域,人種、政治、宗教是如此分殊差異,要如何跳脫框架,在理論典範和文化政策移轉中重新「感覺亞洲」,以開展出有別於歐美中心的世界觀,是現下值得重省的議題。 本期特刊以表演藝術為切面,重探冷戰後至今的東亞、東南亞至南島地緣政治中的文化生產。我們以「地緣」、「身體之間」、「機構現場」這3條路徑進入,嘗試在亞洲與台灣的複雜牽扯中抽絲剝繭,透過跨國、跨區域的參照視線,一窺劇場創作者、編舞家、編劇、製作人、策展人、機構等,是如何透過身體實踐、區域組織,重認自己;與此同時,我們也開展出「在南方」的感覺之道,以地理空間的重構,梳理不同族群和文化認同的身體感知與展演。 這些精采的案例讓我們看見表演藝術工作者們是如何持續地在他們所身處的不同現實中,觀察、思考、測量己身不同位置出發的文化生產動力,演繹出多樣敘事與多元感官維度。或許正如本期受訪者之一的姚立群所指出:「沒有什麼亞不亞洲,終究只能相信自己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