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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百雅尼漢(Bayanihan)民族舞蹈(新象.環境.藝之美文創 提供)
特別企畫 Feature 感覺亞洲|路徑01:地緣(二)

冷戰中的友誼網絡,以及市場突圍

新象藝術的早期亞洲經驗

我們通常會把冷戰想得壁壘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有時正好相反,尤其文化藝術會產生另一股力量,編織出不同的網絡,不直接從屬政治,而以間隔的距離,或像一則隱喻般的存在,與身後的大敘事或隱或顯地交纏。

1978年,許博允與樊曼儂成立「新象活動推展中心」,自此以後,尤其在表演藝術資訊仍然匱乏的1970、1980年代,新象透過展演的引入及策辦、刊物編輯、甚至藝術中心的設置等,讓高雅、精緻的表演藝術進入台灣社會;同時,新象也堪稱藝術外交的民間代表,遊走於不同的區域網絡,除了受邀至各國參訪,其參與發起的國際組織就有亞洲文化推展聯盟、亞洲戲劇協會、環太平洋文化協進會、亞洲音樂新環境。

從日本掌握的亞洲表演藝術市場突圍

在《境.會.元.勻:許博允回憶錄》中提到:「1980年前,舉凡亞洲國家欲邀請歐美一流的藝術家或團體,總要透過日本。原因是日本表演藝術市場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已臻成熟,可提供足夠的演出場次和資金,及國際級的演出場所。『新象』成立後,積極與亞洲各國結盟,並與『菲律賓文化中心』聯合發起並促成『亞洲文化推展聯盟FACP』的成立,目的在於活絡亞洲各國文化藝術交流及建立表演藝術市場網絡。」譬如許博允於70年代加入音樂學者暨作曲家許常惠創設的「亞洲作曲家聯盟」,進而在這裡結識作曲家三枝成章(Shigeaki Saegusa),透過這層關係,新象進一步與日本數個民間公司合作,更具成本效率地引入有品質的日本展演節目。他和菲律賓文化中心(CCP)創始人卡西拉葛(Lucrecia Kasilag)逐漸建立深厚情誼亦始於此聯盟。1981年,曾受新象邀請來台演出的「菲律賓百雅尼漢(Bayanihan)民族舞蹈」即有卡西拉葛的身影,她也早在1957年便創設了百雅尼漢民俗藝術中心(Bayanihan Folks Arts Center),就在CCP建築的後側,那是一座複合型態的藝術園區,園區裡還有「菲律賓國際會議中心」(PICC)。

在新象從總務助理一路當到副總經理的蔡惠媛,曾於90年代初被派至香港設辦公室,那時海峽兩岸開始互動,但還不能直接到中國大陸設點,香港成為一個循序漸進的跳板,而且香港是一個自由且安全的地區,甚至如香港中樂團等,也因此成為新象引進的節目。接下來,新象陸續引入名家,譬如北京中央芭蕾舞團、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等,同時也將台灣的表演團體輸出至香港,譬如表演工作坊的作品便在香港大受好評。「後來發現在人力、物力、財力都要花很多精神,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完美,幾年後就沒有再持續下去。」蔡惠媛說。

許博允於70年代加入亞洲作曲家聯盟大會。(新象.環境.藝之美文創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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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戰的壁壘內外

同一時期,新象的另一個境外觸角伸至蘇聯,翻讀《新象四十》年表,很難不對這一部分感到好奇。在1990年代前後至1990年代中期,新象引入為數頗多的蘇聯及東歐的作品,包括音樂、芭蕾、韻律體操、木偶劇、馬戲等,甚至曾在1991年舉辦「蘇聯藝術節」。那正值全球地緣政治大變動的時刻,許博允在回憶錄中提到,他1988年第一次造訪莫斯科,在蘇聯解體後的1991至1994年,每年均會造訪幾回,並在莫斯科設立辦公室。1990年,蘇聯波修瓦芭蕾超級明星舞群來台,堪為蘇聯藝術家首度在台演出。

除卻蘇聯的精緻藝術,馬戲團也是新象的目標,蔡惠媛回憶,新象早期曾協助一位英國人在台北的榮星花園製作馬戲團表演,許博允非常喜歡馬戲,認為它是綜合藝術,而在蘇聯,馬戲團的型態是以家族為單位分項,譬如空中飛人家族、小丑家族、馴象家族等,如果透過當地的藝術經紀購買,就是對方配置好的組合,無法更換,而且成本更高,可是台灣觀眾喜歡看什麼,自己人才知道怎麼設計。她說:「所以我們必須要派一組人去,比如跟空中飛人簽10年約、跟高空鋼索簽10年約……這樣每年就可以換節目,因為我們變成producer。」但因為當時社會處於過渡期的混亂,沒有多久就調回駐地的工作人員,永續經營的理想囿於現實難以為繼。

還有一位與蘇聯有關的藝術家。被視為在新象之前最具代表性的民間表演藝術經紀機構「遠東音樂社」的張繼高,曾與許博允筆戰,一方認為依當時台灣的藝術環境,不應該過度頻繁引入節目,讓人來不及吸收、消化,另一邊則賣力推動,反駁「適量說」的論點。兩人在表演藝術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交集,發生於蘇聯流亡的大提琴家羅斯托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接受新象邀約,將帶領他指揮的美國「國家交響樂團」赴台演出,時為1983年,距中美斷交逾4年。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和張繼高聞訊,緊急聯繫許博允,希望這場音樂會能夠透過美國的「公共電視網」向全美直播。本來以為不可能的任務,卻在菲律賓馬尼拉協商得十分順利,大提琴家視此為創舉,連權利金都只收象徵性的5,000美元。在《回憶錄》中的記載,這場透過衛星連線直播的音樂會,最後動用了龐大的政治、媒體力量,以及新象的專業,順利完成任務。自此之後,羅斯托波維奇與許博允亦成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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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大馬戲團(新象.環境.藝之美文創 提供)

在政治中藝術,在市場中亞洲

在很容易碰觸政治的時期,蔡惠媛又說了一樁,1989年捷克布拉格交響樂團預備來台,如果成真,一個共產世界的藝術團體入境,多麼劃時代,「怎麼辦你知道嗎?要寫很多公文,那時候因為行政院長還有教育部長願意支持,一直寫公文,他們(公部門)層層去批,批下來才能進來,很複雜。像是麥斯基(Misha Maisky)第一次要來,因為他是以色列籍,就完全被打回票,怎麼樣都不准,票都開始賣了,最後取消。」

可是那時引進的蘇聯節目、包括蘇聯藝術節,究竟回響如何?蔡惠媛說,新象辦藝術節往往不計成本,藝術節有很多節目,票房和觀眾的荷包都很難承受這樣的壓力,所以消費會集中在幾個節目,但她也提供另一個觀點:「新象總是早十年看到藝術家的未來。」很多受邀來台的藝術家,當時都還名不見經傳,往後卻多成名家。

在《繁花綻放—新象傳奇30年》中,蔡惠媛憶述她們曾於法國舉辦的一場表演藝術交易會成功將當代傳奇劇團的《慾望城國》推銷出去,我很好奇,西方國家看待亞洲劇場的方式,從80年代以來,是否經歷過什麼變化?她卻給了一個更複雜的回應。據她長期的工作經驗與觀察,雖然新象早期引進了許多亞洲的表演藝術,但囿於票房,愈來愈縮減規模與數量。縮減的主要來自東南亞,台灣觀眾對於這些地區的節目興趣缺缺,所以除了歐美與日本外,大部分的亞洲表演藝術節目重點還是往中國大陸和香港找,可是90年代的中國大陸缺少經紀人或經紀公司,所以得直接邀請,票房的反應也蠻好,譬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天下第一樓》、《鳥人》等,皆獲一定回響。

即使是像北京智化寺京音樂團、四川自貢市川劇團這樣的團體,雖然沒有什麼人聽過,但因為同根,台灣也還存在一批川劇觀眾,只是撤退以後沒有機會看,所以還是有票房,得以持續邀請,也都獲得很多觀眾回饋。她說,也是因為新象從上海崑劇團開始,陸續邀請中國大陸各地的崑劇團過來,讓本來處於沒落的崑曲,又在中國大陸重新活躍起來,愈加重視文化傳承。至於東南亞的節目,就在市場需求中逐漸淡出。

回顧新象的早期亞洲經驗,類似上述的故事在她的經歷裡想必還有很多,在這個「亞洲」的節目板塊,20年間經歷的區域地理的消長,從菲律賓、蘇聯到中國及東南亞,或亦潛藏台灣與全球地緣政治交涉與互動的區域認同,故事總要開始,從未結束。

蔡惠媛說,許博允先生喜歡馬戲團,認為它是綜合藝術。(新象.環境.藝之美文創 提供)
1992年政府開放兩岸文化交流,接受新象正式邀請,第一個來台的中國大陸藝術團體「北京中央芭蕾舞團」。(新象.環境.藝之美文創 提供)
本篇文章開放閱覽時間為 2023/12/06 ~ 202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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