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市場本來就小的台灣，在揭開大劇院時代布幕後，市場與觀眾在哪裡的焦慮再一次放大，「放眼亞洲」又成為解套標的。從1990年代的南向、新世紀的新南向及大劇院時代有關亞洲的描繪，「台灣」往往是清晰可辨的核心——常可見挖掘台灣文化的獨特性、多元性等起手式的概念，以轉譯成流通其間的精品，甚至還起到政治外交的效應。放眼亞洲，倒不如說是要讓亞洲看見台灣作為重要交流節點。但我們之所以會「南向」，也清楚反映亞洲從來不只是個市場，就像我們對「亞洲」的言說，會提及它是歐洲證成自身文明而創造的他者。
作為西方他者的亞洲，去殖民與反霸權毫無疑慮，只不過當我們的劇場還普遍仰賴國家資助，且由國家藝術機構策動相關計畫，我們還可如何擺脫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認識亞洲？
「以民眾為名」的亞洲，還有中國
冷戰秩序瓦解後，除了亞洲各國間在政治部分的和解外，經貿往來在全球化大旗下也愈趨緊湊。鮮為台灣劇場圈留意的是，這段約處於1990年前後，以「民眾」為名的亞洲劇場工作者在交流演出與跨國共製上有著頻繁互動。面向亞洲觀眾，他們主要演出新自由主義下的彈性勞動者處境，與強調跳出國家疆界的交流視野。
誠然，此一時期的交流慣於把亞洲與其民眾視為對抗西方的同質體，壓抑彼此之間的社會脈絡差異；雖強調以民眾為名，但仍以各自身處的政體的地緣政治位階定位彼此，例如來自相對發達的香港、台灣與日本戲劇工作者，會被認為理當比來自東南亞、南亞的戲劇工作者負擔更多演出經費，前者有時還會被後者視為帝國的代理人。正是以國家為主體的交流視野，導致彼此合作的困境。也是這樣的經驗，「不想像」或「重新想像」國家，反倒為他們在新世紀的交流，打開了「民眾」與「亞洲」的更多認識空間。
2021年起，為了重省這段經歷留下哪些線索，差事劇團以「亞洲民眾戲劇線上」論壇，找了香港、澳門、東京、北京等地的劇場工作者回顧。一個隱而不顯的課題在於：亞洲「以民眾為名」的劇場實踐，究竟該如何評價中國？
自戰後就被排除於全球體系之外的中國，1990年代逐漸以世界工廠之姿重返全球舞台。彼時來自香港、台灣與美國——這三地同時也是中國主要外資來源——的劇場工作者為面對中國巨變，跨國共製了《產業外移》（Offshore）、《大風吹》等描繪全球資本與勞動流動的劇碼，只不過中國仍是背景般的存在。另一方面，那也是個正要走進後冷戰的年代。有著社會主義印記的中國，早已被美國設定為下一個潛在「流氓國家」，特別是剛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讓香港與台灣的劇場工作者對中國產生焦慮，彼此之間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民眾、左派等也有著認知錯位。今日，兩岸的統獨議題與晚近香港爆發的系列事件，更是令「中國」無法直接成為來自香港、台灣、澳門、北京與東京等論壇參與者在檯面上的話題，更深層的默契則是當中國已非常資本主義，「以民眾之名」的亞洲劇場工作者該如何評估中國革命曾召喚第三世界人民團結起來的有效性？「以民眾之名」的劇場實踐如何可能？事實上，來自中國的劇場工作者要晚至2005年前後，才參與形成於1990年代的亞洲民眾戲劇網絡。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如何看待中國與民眾就具有參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