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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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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在不同的名字之間跳舞
2024年，霹靂舞（Breaking）踏上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舞台，開幕進場的街舞表演也成為法國展現巴黎這座代表藝術、流行、時尚的世界大都會時所採用的元素。在台灣，也有一群具有街舞背景且持續投入創作的表演藝術工作者，正嘗試跳出專屬自己、獨一無二、並最舒服自在的那個樣子。 然而，當我們處在這個不斷被要求生產「自己」的年代，這些表演工作者又是如何回過頭看見自身居中協調的多重身分認同？或許，我們可以換句話說：他們究竟是怎麼用不同的名字或者在不同的名字之間跳舞？ 用自由、解放的街舞做自己 街舞提供了舞者一個掙脫束縛、挑戰常規的試探空間，以此不斷逼近自己最真實的樣貌。以2020年創團的「原民嬌娃」為例，巴豪（Pakida vai . Saginu）在探索的過程中發現到：Afro和Dancehall是最能夠肯認他自身身形的身體運動形式，並在跳舞的過程中最能夠感受到發揮全力、開心享受自己最舒服自在的狀態。在準備表演時，他們一方面透過臀部不斷向地板回彈的身體律動為基礎，將平時被壓抑的狀態轉化和釋放出兇悍的態度；另一方面，他們也以Voguing和Waacking高挺出身體的線條為輔助，向上延伸出勾人且自信的迷魅性別氣質。於是，這些在重心向上又向下交互拉扯的身體樣態，正不斷回應並挑戰觀眾期待看到「原民街舞」的可能內涵。 而高偉恩（跩姬寶貝Draggy Boo Boo），則意圖將變裝皇后（Drag Queen）作為提問自身存在的一種文體。高偉恩自認並不擅長跳舞，只是一個愛動身體的人，而且是一個偏好把身體紙片人般前後壓扁、上下拉高出模特兒身形的人：在與他在部落教會成長經驗相對的「跩姬寶貝」裡面，他刻意從一個又一個「怪怪」的姿態之間，連貫地畫出能夠表現「優雅」的移動軌跡；透過這份「優雅」，他試圖保持甚至拉開與觀眾之間的距離，讓自己與觀眾交換的視線止步於那幀平靜而永恆的假象之中，而不至於看進真實的他以無力和脆弱撐起那實則不堪一擊、瀕臨潰散的窘迫。 從體育班的挫折跳進到對舞蹈的熱愛，陳忠仁（giljigiljaw tjaruzalum、凱薩）在探索自我的歷程不僅與Breaking、Hip hop、Popping、Hous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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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追蹤 Follow-ups睽違3年實體相見 國際策展人交流最新藝術趨勢（上）
總算揮別疫情的阻撓，睽違3年，國際策展人得以齊聚一堂，在國家兩廳院面對面分享近況和國際觀察。 由國家兩廳院主辦的「Taiwan Week」，從2020年啟動，2021年遇到疫情改為線上進行。今年2023年，來自14國的44位策展人在台海情勢升溫的情況下，仍然排除萬難，從4月9日抵達台灣後，開始緊鑼密鼓為期7天的行程。 兩廳院藝術副總監施馨媛表示，這次計畫目標期盼「能讓所有來到台灣的策展人看到台灣作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在表演藝術上能夠百花齊放，容納和討論各種議題。」透過面對面討論下一個世代的表演藝術形式及展開合作，也是議程的一大重點。她說：「這在疫情後更加重要。由於疫情期間國度的封鎖，反而提醒人們，藝術是提供大家認識世界和文化的窗口和方式。」 在活動安排上，則跨出兩廳院，讓策展人在短時間內盡可能到北部地區的不同場館、場域觀摩作品，如前往宜蘭利澤偶戲村觀賞無獨有偶的作品《搞砸的那一天》，也前往淡水八里＃R13半島體創作基地觀賞壞鞋子舞蹈劇場《吃土》，還到大稻埕進行城市導覽等，就是為了讓國際策展人能夠在短時間認識台灣，也更近一步了解創作者的作品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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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追蹤 Follow-ups睽違3年實體相見 國際策展人交流最新藝術趨勢（下）
方向2：探索身分認同，反思政治發展與傳統文化 由於文化政治的發展，亞洲地區的許多作品都探討自身身分認同，並對政治現況進行反思。兩廳院國際發展組組員穆芹即分享，例如台灣長期無法在非邦交國設立大使館，僅能以辦事處來受理外交事務，德國藝術家里米尼紀錄劇團導演史蒂芬．凱吉（Stefan Kaegi）就以此作為創作發想，發展《模擬外交部》（中譯暫名，Embassy - A Simulation made in Taiwan）。而其他與地緣政治有關作品還有台灣舞蹈家陳武康與泰國當代編舞家皮歇．克朗淳（Pichet Klunchun）共同創作的《編舞故事》等。 泰國曼谷表演藝術集會藝術總監莎莎賓．希芮旺吉提到，泰國作為民主自由的國家，卻同時有極為專權的皇家體制存在，因此作品中也常探討面對傳統體制產生的質疑和反思，如泰國藝術家Wichaya Artamat與維也納藝術節和其他單位共製的作品《九月某四天（消失的夥伴）》（Four Days in September (The Missing Comrade)）以消失和再現講述泰國的政治歷史，透過這4天追溯歷經30年的故事，夾雜著軍事政變、社會動盪和鎮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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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活誌 Behind Curtain
亞洲當代藝術的彩虹之光
台灣策展人胡朝聖策畫的「光．合作用亞洲當代藝術同志議題展」，匯集出身香港、台灣、中國和新加坡等廿二組藝術家的五十一件作品，年代橫跨一九四○年代至今面臨的身分認同、現實困境等議題。展覽以席德進一九六○年代的繪畫《黃衣少年》和《紅裙少女》破題，也展出顧福生不同階段之作，並有王俊傑、侯俊明等多元類型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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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界看表演 Stage Viewer
紊亂，定義的民主化？或創作的法西斯？
法斯賓達是德國一九七○年代最重要的電影導演，創作跨電影與劇場，能量豐沛，政治思維也相當激進，由德國導演福克．李希特與法國導演史坦尼斯拉斯．諾德合作執導的《我是法斯賓達》，基於李希特歷年來大量的個人日記、法斯賓達的電影和人生，在製作過程中與演員共同創作，演出點出當下歐洲社會面臨難民潮湧入、極右派重新抬頭的矛盾情緒與氛圍，並進行直接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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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評論 Review
可以不理通俗劇的文化邏輯嗎？
最後，整個舞台上呈現出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感，故事愈說愈雲淡風輕，即使也會有像兒子在母親面前「出櫃」這一場戲的高潮出現，卻無濟於大部分時間都讓觀眾靜靜地聽著角色單個兒杵著不動說上一大段心情告白，或無動於衷地看著演員以極度單一化的表演方法落下耽溺在悲傷中的眼淚，而這一切卻使長達三小時的戲竟顯得過於冗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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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與回響 Echo
引發「東方主義」焦慮的《金寶貝》
本劇弔詭的是，「戲中戲」呈現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潮的衝擊下付出家毀人亡的代價，但是故事結尾時，「金寶貝」阿安肯定父親所做的一切改革。劇本的表面「教喻」可以簡化為：當東方遇見西方，新舊思想引爆致命的衝突，毀滅後的救贖則寄託在信基督、生小孩，如此這般地才獲得重生。這樣的命題的確頗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