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一个触底反弹的契机 访新加坡艺术节总监王景生 |
王景生
王景生(台新银行艺术文化基金会 提供)
特别企画 Feature 艺绽缤纷在狮城——新加坡╱整体观察

等待一个触底反弹的契机 访新加坡艺术节总监王景生

拥有许多国际演出与跨文化制作经验的王景生,对家乡新加坡的表演艺术发展,有著爱深责切的情感。不讳言在政治与社会环境的限制下,新加坡艺术家面对严峻的挑战,而在多种族的国度,他认为:「创作的关键不再是族群、语言,而是公民意识。一旦我们具备相同理念的公民意识,我们就有了共通的语言。」他表示,现今艺术创作代表了「抵抗」的精神,「要是政府对我们的控制逐渐紧缩,艺术家就能产生更强烈的抵抗,绝境逢生。非得如此不可。」

by 白斐岚、台新银行艺术文化基金会 | 2017-06-01
第294期 /2017年06月号

拥有许多国际演出与跨文化制作经验的王景生,对家乡新加坡的表演艺术发展,有著爱深责切的情感。不讳言在政治与社会环境的限制下,新加坡艺术家面对严峻的挑战,而在多种族的国度,他认为:「创作的关键不再是族群、语言,而是公民意识。一旦我们具备相同理念的公民意识,我们就有了共通的语言。」他表示,现今艺术创作代表了「抵抗」的精神,「要是政府对我们的控制逐渐紧缩,艺术家就能产生更强烈的抵抗,绝境逢生。非得如此不可。」

藉著来台评审台新艺术奖的机会,本刊访问到今年即将卸任的新加坡艺术节(SIFA)总监王景生,听他分享他眼中的新加坡表演艺术。虽然谈话中王景生不断开玩笑地感叹:「我会不会太悲观。」但在残酷的现实处境中,依然展现属于艺术的强韧信念,更持续探问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

Q:是否可请你回想一下,二○一三年从纽约返回新加坡接掌艺术节时,新加坡的表演艺术发展是什么样貌?这几年又有什么变化?

A新加坡的表演艺术一直处在前进又后退、不断起伏的状态中。这几年对我而言,算是一种退步。让我回溯一下,自一九八○年代后期到二○○○年初期,表演艺术在新加坡是很蓬勃发展的,充满活力冲劲,许多跨文化、跨领域合作都在这时期发生,剧场也自写实表演走向肢体意象。但到了二○○五年左右,先前的实验冲撞又反弹回写实表演、以文本为主的走向,再度向主流剧场靠拢。

我想,这大概是当时社会弥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经济挂帅,也让剧场变成商业、娱乐取向。观众同时也期望剧场能像电视产业一样,带进影视明星、演出容易理解的通俗剧等。当然也有些艺术家(注1)持续探索新的创作形式,但他们像是单打独斗的个案,整体的状况其实是持续僵化的。我这两年也不断感叹当年那些充满冲劲的表演形式,怎么到了现在又只剩下过度产业化的主流剧场。

Q:我们提到新加坡表演艺术时,第一印象都是依附著政府补助的审查制度,是否可请你解释一下新加坡的补助、审查制度是怎么运作的?这也让我想到你刚提到的「产业化」,言下之意似乎觉得产业化造成负面影响,但在台湾不少人认为产业化能让表演艺术不致过度倚赖政府补助。回到新加坡的例子,产业化发展难道不能为创作者提供一条避开审查制度的路吗?

A的确,新加坡的艺术补助来自新加坡艺术理事会(Singapore Arts Council),尽管没有明文写下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艺术家自己却也开始自我审查。在这里,艺术家相当擅长「中庸之道」(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没人敢去挑战极限。即便前阵子文化预算删减,艺术家态度也是:「不乐见,但也只能接受。」想想这蛮荒谬的,不满就说出来啊!不高兴又默默接受,才是最大的问题。但艺术家就接受了这样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你拿了国家赞助,就不能批判任何和政府有关的单位,包括医疗系统、公立医院等。这样艺术家还能批判什么?大概只能批判美国了。

新加坡太小了,网络紧密,控制容易。不像北京,中央权力再大,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依然可以躲藏。在这里,艺术家连脸书都被监控,艺术理事会一旦发现有人批评政府,就会要他们退回补助款,自然造成了人人自我审查的紧张氛围。有人说要有创作自由,艺术家就不要拿政府的钱,但我认为话不能这样说,这不是政府的钱,这是纳税人的钱,理应用在公共事务上,以艺术创作进行公众讨论,再合理不过。一方面,我认为政府在艺术补助上应该要更透明,开放大众检阅;另一方面,新加坡艺术家却也像是被驯养的宠物,就算门开了也无法在外面世界生存。

至于我刚提到的产业化,其实我也不是说产业化全然不好,只是我们期待的剧场功能是什么呢?观众同样也需要有批判思考,否则一昧从政府补助转到市场机制,怕会造成像川普那样的民粹反效果。要改变,不只在政府政策面,艺术家、观众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注2)

Q:在这样高度仰赖政府补助的情况下,国家文化政策是否也主导了整体艺术创作的走向呢?

A没错,像这几年政府一直在推动艺术和社区的关系,不管是剧场、舞蹈、音乐,都要能吸引一般大众兴趣,鼓励民众参与,于是不能太前卫、太抽象、太有批判性(万万不能鼓励民众批判思考)。我会认为政府目的是要打造一个没有个体性、拒绝思考的社会。他们把艺术当作讨好社群的工具,却不愿意让艺术激发个体独立。

同样,自社群发起的审查是很可怕的,有时候政府不需要自己监控,只要几个观众申诉,作品就会被检举。就算只是单一个案的「检举」,创作者也会因为恐惧而自动退让。这样的审查制度,让「艺术」变成营造表象和谐的美化工具。我们现在一直鼓励观众要站出来,如果你对单一个案的申诉检举不认同的话,那就要大声说出来,保持沉默只是拱手让出自己的公共话语权。我有时也觉得或许因为新加坡太小了,物价又太高了,生存不易,艺术家只能倚靠政府,反而让政府有机可乘,让艺术被政治利用。

Q: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是个多元族群的国家,你自己也一直从事跨文化剧场创作,让我好奇的是,在新加坡的表演艺术是否也促进了族群融合?借由艺术消弭差异?还是不同类型的创作依然吸引固定背景的观众?

A我并不这样认为,即使现在愈来愈多演出会利用字幕,但族群间似乎还是各有喜好。在新加坡,各族群还是各自聚集,并不会真正混居,对于彼此文化的认识即使不算肤浅,也不会太深入。另外,我也认为现今创作的关键不再是族群、语言,而是公民意识。一旦我们具备相同理念的公民意识,我们就有了共通的语言。

相较于音乐或舞蹈,剧场的确在这方面走得比较远,更勇敢一点。而与主流的英语剧场相比,华语剧场更保有某种小众的自由度,或许因为非主流,更能实验点什么。(问:那马来语剧场呢?)马来语剧场的话又更复杂点,虽然它比华语剧场又更边缘,看似能避风头,拥有更多创作自由,但同时还得面对来自政治(华人掌权)、宗教(伊斯兰教)的限制。

Q: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如果我们都同意艺术创作反映了某种时代精神的话,你会用什么关键字来形容近十年的新加坡表演艺术呢?

A现在艺术创作家在新加坡常被视为「麻烦制造者」,但我认为新加坡表演艺术反映了某种「抵抗」的时代精神,像是不愿再被牵著鼻子走的水牛,开始抵抗缰绳的控制,但还无法完全挣脱缰绳。所以很多政治人物都说艺术家是「麻烦制造者」,像传染病一样,他们希望艺术家闭上嘴巴,不要有这些批判思维。

我认为,现今艺术创作代表了「抵抗」的精神,但还不到「赋权(empowerment)」。对我而言,之后五年更为关键,要是政府对我们的控制逐渐紧缩,艺术家就能产生更强烈的抵抗,绝境逢生。非得如此不可。

注:

  1. 在此王景生总监提到以英语、马来语写作的剧作家Alfian Satt,见下文介绍。
  2. 在王景生任新加坡艺术节总监期间,曾不只一次接受访谈时提到观众对于剧场的责任,特别是观众不应把剧场当作免费的、理所当然的,认为艺术发展完全是政府的责任,这样反而会让政府更轻易地控制艺术创作。因篇幅关系,无法于本篇访谈详述此论点,可参考〈Outgoing SIFA Director Ong Keng Sen On Why the Public Should Be Paying For The Arts〉(sg.asia-city.com/events/news/outgoing-sifa-director-ong-keng-sen-why-public-should-be-paying-arts)与〈Ong Keng Sen 'Embarrassed' Talking about Singapore in Front of International Artist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ong-keng-sen-embarrassed-talking-about-singapore-in-front-of-int-823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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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菲言(Alfian Satt

一九七七年生,以英语、马来语写作的新生代新加坡诗人、剧作家,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同受瞩目,作品多探讨新加坡社会之种族与族群议题,也曾翻译多部郭宝昆作品为马来语演出。剧中对于双语的掌握,令人想起郭宝昆当年在剧场的实验,也为新加坡的剧本文本发展提出了新的可能。十九岁时发表首部剧作,知名作品包括《亚洲男孩》Asian Boys三部曲、The Optic TrilogyCook a Pot of Curry等。长期与关注华人主流社会中少数族群处境的马来剧团 Teater Ekamatra合作,现为 W!LD RICE 剧团艺术总监。

郭奕麟(Daniel Kok

舞者与独立编舞家,出生于新加坡,现居柏林,二○○八年新加坡年轻艺术家奖(Singapore Young Artist Award)得主,曾巡回亚洲、欧洲、澳洲、西非、美国等地演出。知名作品包括Q&A (2009), Planet Romeo (2011)、Cheerleader of Europe (2014)、ALPHA (2014)、PIIGS (2015)与 Bunny (2016) ,以多重形式表现表演艺术之观看政治。

新加坡艺术节(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the O.P.E.N.)

提到自二○一四年起担任总监的新加坡艺术节,王景生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示:「在这里,有独立思考、有想法的艺术家大部分都出国,不回来了,政府也乐见他们留在国外,于是身为艺术节总监,我努力集结国内外不甘于『中庸之道』的创作者们,让观众知道『艺术还能是什么』。」作为艺术节前导性质的the O.P.E.N.则由多年伙伴Noorlinah Mohamed担任总监,除了大胆实验各种形式、展演方式,挑战观众对于艺术之既定印象外,也刻意和政府领导的文化政策唱反调,例如在艺术节推出的O.P.E.N. Kitchen节目,以烹饪营造小团体亲密感,以反驳政府消费艺术、推动大规模社区参与的数字思维。

人物小档案

  • 1963年生于新加坡,纽约大学狄徐艺术学院(Tisch Schools)表演研究硕士(跨文化表演),傅尔布莱特学者。
  • 担任剧场与电影导演,1985年创立英语剧场「剧艺工作坊」(TheatreWorks),致力于跨文化制作。
  • 首位国家艺术理事会青年艺术家奖(1992)及文化奖章(2003)的双重得主,其2010年的亚洲当代展演,让他获得享负盛名的福冈亚洲文化奖。
  • 创作曾于全球各地演出且广获好评,包含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巴黎戏剧院、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柏林世界文化中心(1999)、丹麦哈姆雷特城堡莎士比亚戏剧节、维也纳舞蹈中心、鹿特丹剧院、罗马欧陆艺术节、东京茧剧院、伊斯坦堡当代舞蹈表演国际艺术节、里约热内卢全景国际艺术节和澳洲阿得莱德艺术节。
  • 担任2014至2017年四届新加坡国际艺术节(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SIFA)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