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人、翻译
明明说好是飞人集社团长石佩玉专访，初春午后走进既是排练场又兼行政办公的公寓空间，我简直参加了一堂令人怦然心动的收纳大师班。 曾在「超亲密小戏节」一窥究竟的剧团据点，所在地是宁静宜人的住宅区，这回终于回归日常面貌：一侧窗、一侧镜，还有布帘遮光，硕大无隔间的「客厅」是原始格局，特异却恰好符合剧团需求。两张显眼桌子，一张开会、一张制作戏偶物件，一旁木柜的玻璃花纹，正与另侧房间的气窗彼此搭配。「这里大部分的家具都是人家给的，不然就是捡来的，自己买的很少，像这张开会桌，其实是兵乓球桌铺上桌巾，改装桌脚，有需要的话还可以拉长。」石佩玉说。 有了初步空间概念后，收纳正课开始。
收纳的意外技术：创作历程对应人生轨迹 身兼创作者与制作人两种身分的石佩玉，无疑需要更强大的「收纳」能力。 当年从儿童剧团起步，没有辜负征选告示上的「刻苦耐劳」4个字，也与同期伙伴培养深厚情感。「在这里3年，补足许多我非科班出身的养成。」石佩玉说。后来又曾在当代传奇剧场作艺术行政，直到2004年「女节」演出自己创作后，才为了申请补助而成立剧团。 「飞人」为「非人」谐音，开宗明义要做物件剧场，也在潜意识召唤「带著行李箱出走」的意念；至于「集社」，则有著「聚集伙伴」的期待。不过近年一旦进入创作节奏，倒是努力强迫自己「收起」制作人与团长的焦虑，相信自己的伙伴，各司其职。
收集完Jaha Koo（具滋昰）《悲剧三部曲》的观众，或许都会觉得自己对这位来自韩国、现居比利时的创作者，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看著他在不大的舞台，侃侃而谈复杂的韩国殖民史与当代社会现况，搭配自身成长经历，连音乐、声音，甚至是影像素材，都是这位多才艺术家一手搞定。从内容到形式、情感到论述，皆显露独特印记。 素昧平生的我们，在只有简单萤幕、讲桌的黑盒子里，听见他与外婆相处11年的童年，有山有海的乡间经验，带著南部方言来到首尔读书，爸爸为了要「矫正」他的腔调、让他能说「标准」首尔腔，而要求他加入戏剧社团这种「传统亚洲父母根本不想要小孩碰的课外活动」（老一辈对腔调政治的焦虑，相信台湾社会一定也感同身受），从高中戏剧社到大学戏剧系，觉得自己真心想做的「剧场」与学校体制愈离愈远。2011年离开韩国，在阿姆斯特丹继续寻找创作的容身之处，然而却又开始回过头来，进一步深究属于自己的文化脉络。 很难想像，坦然分享这么多内在冲突的Jaha Koo，本质上「对舞台表演有著很大程度的抗拒」。他拒绝定义自己是「表演者」，而改以「创作者」自称。「我原本还打算让另一位演员来演《电子锅》，但试演时觉得行不通，毕竟这个故事太个人了，还是硬著头皮自己来演。」Jaha Koo说，「况且，这种台上台下共享的亲密感，正是这出戏最重要的精神。」 如此排斥却如此自在，甚至还有点享受这很矛盾吗？或许吧。但矛盾也是触发创作的必要动力。正如他在阿姆斯特丹就学时初试啼声之作《你卷（剪）舌了吗？》，剧中探讨韩国社会的英语焦虑，我们却依然得在访谈中放下各自母语，努力在他人语言中彼此靠近事实上，久居欧洲的Jaha Koo戏里戏外也早已习惯用英语分享创作，虽然他总说自己英语说得不太好。也因此，在Jaha Koo身上，依稀可感受到某种「定位不明」，或说「拒绝属于」，在不同的世界游移，创造自己的独一。 矛盾：让「剧场」成为传达理念的语言 向来以真人演员为本位的韩国剧场，始终让Jaha Koo水土不服。他的剧场，更像是要容纳所有自己「想要」的可能性。 谈起音乐、眼神猛然闪起奇异光芒的Jaha Koo，选择了剧场。高中毕业没马上进大学，反而开始玩音乐
共鸣：找寻自己（与作品）扮演的角色 如果「矛盾」是来自彼此断裂的状态，那么「共鸣」是为了串起连结。 Jaha Koo的《悲剧三部曲》，从《你卷（剪）舌了吗？》的英语焦虑、《电子锅》闷煮的高压社会，到《韩国西方剧场史》直指更庞大的殖民经验，剧中不乏四海皆有感的全球经济、东亚共享的近代殖民（或被殖民）与更特定的韩国脉络，如韩战、1997年金融风暴与破产危机，以及乡野流传的民俗神怪。 Jaha Koo在创作之初，便已预先设想背景不一的观众族群，一方面要放入足够资讯说明，又要拿捏平衡，让资讯融入剧场语汇与叙事逻辑。从2015年的首部曲至今，总是能让各地观众带入自身所处的社会情境，比如某次《电子锅》来到雅典演出，同被国际货币基金（IMF）决定命运的希腊观众，也深受触动。（注1） 对于台湾观众来说，又是另一种错综复杂的感受。台湾与韩国命运共同体般的历史连结、相似的社会结构，甚至是剧中作为隐喻的米饭文化，已无需多言。我好奇问Jaha Koo，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与殖民现代化之外，他又是如何看待深刻影响东亚的儒家思想呢？强调伦常、辈分，抗拒个人主义的齐一式价值观，是否让这一切变本加厉？「所以我才不说自己是导演。」Jaha Koo说。继承西方剧场体系的「导演」职位，结合韩国本身的儒家社会阶级，因而隐含某种之于性别、辈分的权力关系。对Jaha Koo而言，他充分理解自身在体制社会的限制与优势：前者像是他一直要等到在欧洲有点成绩，才受到韩国剧场圈的关注，「不然之前谁会对一个还是学生的创作者感兴趣？」，而后者则如他身为异性恋男性的父权红利。 无论是剧场体制或外部社会，全都共同承担著资本主义受到儒家思想推波助澜而形成的南韩版「超级资本主义」（注2）。「或许我这么说有点愤世嫉俗（cynical），但我认为儒家思想上对下的阶级概念，和资本主义是一拍即合的，让资本主义运作更有效率。」Jaha Koo说，「再加上就算韩国社会开放了，集体潜意识依然承袭过去的独裁记忆，比如我总是清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话语权，什么时候该闭嘴。」也因此，Jaha Koo并不想在创作中复制同样的结构，试图以另一种剧场形式、工作模式与合作关系，找
人们大多时候走进剧场，是为了逃避现实，很少听见有人是要来寻求真相。然而剧场，的确是个探讨真相的好地方。以「扮演」为本质的剧场，建立在台上台下共同的「相信」之上，借由精心打造的幻象，进一步揭露一切的伪装。如果说，有谁能捕捉狡猾、虚实难辨的真实，或许就是与「真实世界」一墙之隔的剧场。 当然，现在社会已不太谈真相。大家更热中于讨论「后真相」。科技进步、媒体发展，似乎不见得能让真相变得清晰，反而更为混淆。过去，人们说「有图有真相」，直到图片开始可以变造，接著是被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的影像，还有得寸进尺的人工智能、深伪技术（Deepfake）。人们曾经相信网际网路可以带来资讯透明，然而如今却叫人分不清网路言论的真假，还要整个社会付出沉重代价。所谓的「后真相」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对于真实的追求、寻觅、质疑与挑战牵动著媒体、霸权、资本与国家，有时引发如阴谋论般的无尽想像（外星人或登月骗局？），有时则让战争一触即发（讯息成为新战场） 于是，西班牙塞拉诺先生剧团（Agrupacin Seor Serrano）以「真相」为题的作品《山貌》，不断让观众相信又质疑台词的真假。
陈灵指尖触碰的钢琴，可以是一种乐器，也可以是千百种乐器。「只有钢琴有这种能力，可以一再重新改造成不同的乐器、全新的乐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演奏，充满无限的创造力但它依旧是钢琴」，陈灵说。她口中的钢琴（我们将在《龙族女儿不流泪》中一一得见），就好像她自己，千变万化，却又纯粹专一。 分为「B.C.」与「A.C.」的人生 对陈灵有点认识的人，一定都听过这位享誉国际的前卫音乐家，将自己的人生分做「B.C.」与「A.C.」两个时期「Before John Cage」与「After John Cage」。在认识约翰．凯吉之前，她就像是我们熟悉的亚裔钢琴家，从小受父母栽培学习才艺。10岁时，她得在芭蕾与钢琴之间二选一，「我知道相较芭蕾，我会是更好的钢琴家。」陈灵说。于是她就此专注于音乐（即便还持续上了一段时间的芭蕾课），14岁时赢得新加坡国家钢琴大赛；同时，受到某位茱莉亚音乐院来访的客座钢琴家鼓励，高中毕业便独自一人远征异地。「现在想起来很扯吧，我爸妈都不在身边，我就这样自己去美国、去纽约、去茱莉亚考试，然后考上了，后来我还是茱莉亚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女性。」陈灵回想起这段往事，那是1972年，51年前的事。 自茱莉亚音乐院毕业后，陈灵自称她的生活「没什么特别的」教课、演出，和大部分茱莉亚毕业生都一样，直到她逐渐对演出萧邦、舒曼、舒伯特感到「不满足」。当时，对世界音乐产生兴趣的她，接下了几场亚洲巡回音乐会，决定在曲目做点变化：「我从德布西开始，想要呈现那些深受亚洲文化影响的西方作曲家，自然也纳入了约翰．凯吉；他的预置钢琴总让我有种甘美朗（印尼传统乐器）的感觉」。巡演来到马来西亚、新加坡与香港等地，一路大获好评，但对陈灵来说，最大收获还是因此开启一段与约翰．凯吉长达11年的情谊，直到这位美国前卫作曲家1992年骤逝，那是31年前的事。 约翰．凯吉对陈灵的影响，其一是打开了对钢琴的各种想像：「你可以在键盘上弹奏，可以像打击乐一样敲奏，可以把它当作竖琴拨奏，也可以穿线拉奏。」陈灵自此脱离古典乐，栽进前卫音乐无边无际的世界。她接著开始与年轻世代的作曲家合作，包括克里斯多福．霍普金斯（Christophe
对于「去殖民化与数位化」这个议题，王景生首先感受的是：「自疫情爆发以来，各国不一的封锁政策，让我们转向网路世界延续交流。即便是实体排练或工作坊，我们也愈来愈仰赖线上会议进行前置准备，一方面是预算考量，另一方面也借此让实体工作更有效率。」 数位化不只是一种工具，还隐藏著殖民手段。事实上，数位媒介原具有军事研究目的，在体制化的过程中，往往将个人或社群的政治身分排除在外，以赋予军事最高权力。也因此，为数位科技「去殖民」成为另一种必要。 「开放参与」却带来意外发展 王景生举了几个持续挑战思考的近期案例。他提及，延续2018年起新加坡青年策展人学院（Young Curators Academy，缩写为YCA）的推动目标，试图扩展策展概念，强调地方社群的连结与参与。隔年也在德国高尔基剧院成立首届青年策展人学院，于柏林秋季沙龙期间（Berlin Autumn Salon）举办两周的活动，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连结艺术与行动。 疫情影响下，参与者不再局限于柏林或新加坡，而有了2021年的线上版本「DYCA」（Digital Young Curators Academy），强调开放资讯、开放参与、开放平台。然而「开放参与（Open Call）」的口号，在吸引障碍族群关注的同时，也带来意外发展。2021年活动以「关照与修复」（care and repair）为题，其中一份提案便以听障族群在疫情隔离时的极度脆弱状态为探讨对象。他们提出的申请资料，不是简章规定的自我介绍影片，而用强烈闪光与极端声效来传达听障族群的隔离体验。 于是团队邀请申请者进一步面谈，过程却是火药味十足。评选会成员皆是非障碍者，两方因此有著很不一样的期待。其中最大关键还是预算考量。在有限预算下，团队（即便知道将引发后续争端）实在无法为两周活动全程提供手语翻译，只能顾到对方参与的场次。「对申请者来说，我们邀请他参与活动，但他实际投入行动的社群却被排除在外。所谓的『开放参与』因此被打了问号。」 这是很深刻的经验。反过来看，疫情期间网路的确提升了障碍族群的参与，让他们不受实体空间限制（艺文活动也是如此）。问题在于，这类混用模式多由非障碍者所设计，也因此突显
「从布鲁塞尔到维也纳，在欧洲城市策画国际艺术节的经验，常让我思考：国际节目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让舞台作品从自身脉络，移动到另一个脉络演出？我们常期待国际艺术节要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作品，呈现不一样的语言、故事与叙事形式。但当台下观众对作品创作背景完全陌生时，我们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又能有什么更恰当的处理方式？」这是奥地利维也纳艺术节艺术总监Christophe Slagmuylder在讲座上提出的一连串问题。 透过艺术，邀请观众迎向未知 回望历史，欧洲城市的国际艺术节多在二战后出现，为要对抗任何形式的孤立主义。如Slagmuylder任职4年的奥地利维也纳艺术节（Wiener Festwochen，1951成立），便始终保留这样的期待与精神：「战后当维也纳与奥地利因法西斯与纳粹主义而孤立，我们因此更需要重新与世界连结，在艺术与文化领域和国际对话，促进生活、开放与对未来的想像」。 「与世界交流的立意虽良善，有时也不免在挫败中，再次让我们看见或许牢不可破的本位主义。」Slagmuylder认为，面对不断的观点挑战，他始终深信艺术与创作者能更深刻地让我们看见自我处境。艺术创作就像请邀请观众迎向未知，从陌生的事物中更接近自己。既然如此，作为策展人的我们能如何促成这一切？ Slagmuylder回忆，2006年，为了隔年接任布鲁塞尔艺术节艺术总监，他第一次远离欧洲来到东京，看了当地一位艺术家冈田利规的作品《三月某五天》。即便完全听不懂日文、也没有英文字幕，更完全不熟悉剧中探讨日本年轻世代的创作背景，但依然深刻对艺术家想说的事产生共鸣。这次的体验让他更加相信剧场就是一种语言，能接受各种开放诠释。许多时候，唯有透过剧场、舞蹈等艺术创作作为语言，才能带领我们借由经验面对未知。这是剧场创作之所以珍贵且必要的原因。 因此他说：「我们的责任在于为观众在舞台上创造这样的相遇。」这种相遇还必须是现场的、肉身的；如当时，即便听不懂日文，但现场感受到的所有声音细节，语言内涵的节奏韵律，身体或动或静的状态，仿佛都述说著一切。的确，作品许多关键讯息或幽微细腻之处（例如冈田利规充满东京地域特色的口语，实在难以转译），或许无法被掌握，但意识到文化特异性的存在，也是面对未
2020年疫情期间，韩国艺术管理连线（KAMS connection）委任崔石奎（Kyu Choi）和Jin Yim进行一项研究，探讨表演艺术领域如何面对疫情的挑战。两人访问了多国场馆总监、艺术节总监、艺术家，统整归纳出4大面向：「求新求变」、「数位与线上平台」、「永续流动」与「去中心化的超本土性」。 疫情之下启动的永续挑战 研究计划的受访者在访谈中分享了各国经历的疫情冲击及应付疫情的方法。各自面对的挑战与因应之道虽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却让我们看见大家是如何坚持到底，没有放弃。也在这段期间，表演艺术出现数位 化趋势，如线上直播、元宇宙、结合数位与实体的zoom剧场等；同时，疫情更提醒著人们关于气候变迁、全球环境议题的迫切性。如此一来，身为艺术家、制作人的自己也必须改变作为，为「流动」概念纳入「永续」思维。回头关注自己的社区邻里，突显在地艺术家、在地社群与在地脉络，是疫情期间的另一明显现象。不过他也思考：这究竟是改变的契机，还是暂时状态？这些在地脉络如何转化为国际脉络所用，跳脱自我局限，产生另一种国际连结？以韩国为例，首尔之外的地区，又如何能去中心化地以文化串联？这些都是从业人员提出的问题。 在2020年研究计划的基础上，两人与韩国艺术管理连线、首尔表演艺术市集、首尔表演艺术节（Seoul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SPAF）开启了「NEXT mobility」为期3 年（今年又与澳洲合作而延长至2025年）的计划。第一年，他们选了11名策展人、制作人与艺术家作为研究员，每月固定对话讨论，也曾举办过好几场的线上座谈与分享会。面对疫情后不断变动的世界，希望不要只是拼凑零碎的过往经验作为参考，而能建立新的模式基准。今年，他们则又进一步选出3 个过程导向或实务为主的研究计划，并在今年度与澳洲表演艺术市场合作为期3年（2023-2025）的韩澳艺术家共制与研究计划。
《物的力量：从道具到物件剧场》作者艾莉诺．玛格里斯是独立研究学者，于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担任物件剧场联盟记录，以及伦敦大学中央演说暨戏剧学院物件与偶戏表演研究中心研究员，她在此书中汇集了关于演出中使用物件的理论与实务观点，包括这些物件如何成为剧场景观的一部分，成为演出的伙伴，甚至是具有地位的自主物件。她详细分析特定演出，检视演员训练、舞台设计、材料、组装技术，以及物件剧场等。本书中文版于11月初出版。
偶戏创作者、物件艺术家的人物专访，究竟要如何下笔，总是有点微妙。 或许是因为，他们总把自己藏身物件之后，让物件代为发言，刻印人生琐碎。他们的世界，不以人类本位为唯一观点，而更把自身生命，当作对于万事万物的回应。既然要谈人物，那么就从人与物的牵绊开始吧。姑且先不论偶戏与物件的名词定义与理论分野，「非人之物」究竟如何进入薛美华的世界？ 物件与偶戏，开启想像的第一步 10岁来到复兴剧校的薛美华，把图书馆当作艰辛时光的出口。她老爱在这翻看过期书报杂志，剪下各种有趣的小东西，像是造型漂亮的服装、瞬间能量迸发的跳水姿势、生活小撇步等，一一收集在剪贴簿里。那时她小小年纪就要搭乘国光号来回学校与家里，沿路看到、听到的故事，或像是暖心陌生人「担心我一个人坐车，传纸条来问我要不要帮忙」的字条，都被记录、留存下来。同学们是集邮、搜集明星报导，她是搜集生活的点滴痕迹。这或许就是物品在抽象与写实之间的双重魔力，既带著我们突破现实世界的苦闷日常，也为过往岁月留下确切实据。 「物件让我们脱离人类本位的视野。」薛美华是这样相信的。她在剧校毕业后加入儿童剧团，有次剧团邀请了德国偶戏艺术家Peter Stelly 来台演出，短短50分钟，就他一人包办台前幕后所有角色，除了手套偶扮演的5、6个故事人物外，还要手脚并用操控现场灯光音效。这出戏叫做《蛀牙虫流浪记》，理所当然以两颗下门牙为场景，看著牙虫兴高彩烈讨论要从这颗蛀光光的牙齿搬到哪颗新家，又在牙刷、钻头大举入侵时奋力抵抗；至于真人角色如小男孩、妈妈与牙医，则是见声不见人。「我发现偶戏怎么这么神奇，一个人可以完成所有的事。」薛美华笑著说。她忍不住和过往传统戏曲训练相比：「传统戏曲的分工非常细，在两年地板动作、武术、兵器等基本功之后，便开始分行当，专注探索自己行当的剧本角色与动作细节，琢磨眼神、手势、唱腔等细节。」 即便在毕业后接触了许多戏剧类型，然而偶剧让想像开展的可能性（如一人操控多角、场景突破人类世界的视野与框架），始终令她深受吸引。
要谈骉舞剧场，我们很难不意识到「时间」这件事。只不过，当年三马狂飙的「速度」动能（还以同名作品拿下2008年台新艺术奖年度大奖），似乎也随著人生历练与创作体悟，逐渐化为成沉静平和，却同样打动人心的时间长河。
用制作音乐专辑的思维来策展，规划桃园铁玫瑰艺术节到第4年的耿一伟说：「你不能一次打完所有地方团，还要能每次都不一样。」逐步收歌、酝酿风格，拉长线耐心铺陈，绝不当一片歌手！藉著作品突显在地的人文特色，也挖掘空间的各种可能，今年丢出「我们来干大事」的主题宣言，作为一种态度，也带有某种「塑形」的展演性。
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我们却也可借由个体来穿透文化体系与政治意识。作为个体的王景生，以个人隔离经验重新理解全球化时代跨文化工作的控制与抗拒；同样作为个体的魏海敏，成了一面镜子，折射出属于台湾或尚存或消逝的种种故事。「而我身为导演的工作」，王景生说，「不是强加自己意念，而要打开自己，聆听合作伙伴们的声音，提供土壤，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2019年末，《PAR表演艺术》杂志提出的当年度现象回顾，由黄馨仪撰文讨论「台湾史」成为热门创作题材的时代趋势。她在文中分析背后因素：一方面是公部门与政策方向的补助推动，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创作者本身回望历史的企图。（注1）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或许也意味著创作者与受众双方对于历史遗忘的焦虑，以及试图以故事建立历史连结的渴望。 此现象延续至今，后历经这几年的疫情，国际交流几乎停摆，创作资源与能量理所当然回归在地，并以此拓展台湾之于世界的空间与时间座标。再加上前文化部长郑丽君自2017年推动的重建艺术史计划，「邀请当代社会以多元复数的观点，来重新发现台湾的艺术历程」（注2），创建、再发现的时代氛围，胜过先前世代的叛逆与颠覆，更在各文化领域之间彼此影响，如北师美馆推出《光台湾文化的启蒙与自觉》，策展论述涵盖百年前日本时代的「现代剧场」，借由异文化激荡而萌芽；抑或是近年学界投入各种台湾史研究，从政治、电影到文化，都间接转化为如《明白歌》（2019）、《热带天使》（2022）、《台湾有个好莱坞》（2019）等舞台作品。然而，当剧场愈发想要扎深历史根基（无论是创作题材、学术研究参与，或相关田野与史实考据），「语言」反倒成为最难解的问题。 在真正切入正题之前，我想先将本文提及的「台湾史」，分为日本世代以降的近代史，与帝国实质占领前多方势力争竞时期。前者即黄馨仪撰文年度现象所探讨的主轴，近年以台湾史为题材的作品，也的确大都落在这个范畴。后者或许受限语言因素（如后段详述），主力多在文学、视觉艺术等领域，然其影响依然外溢影视与戏剧。最为人知的如电视剧《斯卡罗》，舞台演出也有《重返热兰遮》（2014）与《国姓爷之梦》（2021）。 从这两条脉络来看，创作者多聚焦于台湾面临全球政治版图变动、多民族角力的年代，并试图补足过往所谓「中原史观」的挟制与缺憾。在这样的前提下，「语言」而且是纷杂多音的复数语言不只意味著忠于史实的写实考量，还承载了创作意图的期待。然而，本文非要剖析多重语言在剧场里的政治意涵（这在个别评论中多已讨论热烈），而更想突显现实之难。毕竟，台湾演员你到底要会说几种语言？
就像爱情总是暧昧时最美，我们也不只一次听过哪场演出「未完成时最美」。不管是偶尔松散出错、带点即兴的cabaret、朴素舞台激发华丽想像的读剧演出、感官高度专注的排练场、或热血敢冲的学校制作，「未完成」似乎暗示著无尽的可能，就算同个作品日后登上大舞台，依然流传在观众心中。这或许也是一种留白的艺术。既然如此，「阶段性呈现」又该如何定位自己的下一步？
月前上映的电影《妈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意外掀起关于「翻译」的诸多讨论，在表演艺术领域，翻译同样有许多铓角（m-kak）得留心。接案剧场翻译多年的白斐岚指出，翻译没有通则，反倒像是作品的一部分，要花时间和作品与角色培养感情，每一句台词与顿点，反复琢磨从听觉到视觉（文字排列）的转化，都像是步步通往终点的破关游戏。最成功的翻译，往往是那些不用花上太多力气解读的低调翻译。有时散场听著观众不带隔阂地讨论剧情本身，她就会很欣慰地告诉自己：「还好没有对不起这出戏！」
社会学有个说法，当事物加上了形容词，代表著它就成为一种特例而非常态。现今我们说「音乐剧」，代表的是某种著重音乐的特定戏剧形式；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话剧」一词的存在，意味著「唱歌」的戏剧才是常态。
许多从事跳舞或表演的人，都以其他（可能较不那么容易被定义的）方式或策略为基础，来打造他们和表演身体的关系而每一种身体都可以成就某种我们视为编舞的东西。 ──强纳森．布罗斯《编舞笔记》（注1）
您在2021年看过最棒的演出是哪一场呢？ 端著这个问题，我们邀请了各领域的10位评审，点选他们所喜爱的年度创作。 2021，是异常艰困，也是充满各种新的可能性的一年。这年，台湾迎来疫情第二波高峰，我们所喜爱的表演艺术因现实挑战而出现危机，但表演艺术工作者们仍积极地以实际创作行动，改变回应世界的方式，彰显其所信仰的创作价值。 我们观察，当年度的亮眼作品皆包含（但不限于）以下特点：它们积极打破舞台的第四面墙，创造崭新的连结，打开艺术与观者对话、互动的新场域；它们在非常规演出空间，充分因应该空间特质发挥表演性；它们有效使用数位工具，创造虚实整合的崭新剧场体验；或在数位加速度的两年间，它们不炫技，依然在剧院空间中专注于表演、舞台本质。 这年的演出依然有著不逊色于往年的创作能量，首届「Par年度最佳＿＿奖」尝试用10件强劲的作品，勾勒动荡时代的轮廓，也希望邀请您回顾您的2021年，并提出属于您的年度最佳＿＿之作。 编按：10件年度最佳＿＿奖依演出时间╱推荐人观赏场次之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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