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究竟有没有经典舞作？「经典」要以什么标准来检视？「优先」、「独占」与「影响层面」？或是较适合台湾独特环境的其他「条件」？
一九九三年十月，在日本冲绳南方的一个小岛上，一位中年妇人在年祭前的舞蹈排练时，指著其中的一段舞蹈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经典。舞蹈的内容是在描绘这个小岛的由来，与其历史、地理位置、人物事绩等等，简而言之，这支舞是小岛的代表作，很淸楚地透露她和别人不同之处。人类学家透纳（Vic-toy Turner）曾经提出一个概念「集体自传」（collective autobiography），可用来看待这样的舞蹈：一群人借由讲述自身的故事，创造其认同，并且在将现今所遭遇的问题与过去的伦理结合之过程中，新的意义于是产生（注1）。因此年年反复的舞蹈，非但强化了自身代表性的地位，并且因参与及表演者的更新，而产生新的意义诠释。
台湾有没有经典？
现在把焦点对准台湾，假使提出同样的问题──台湾有否经典舞作？经典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并不容易。在一个历史观曾经刻意被模糊、意识型态的差异被膨胀、文化歧异性较大的社会之中，由谁来定义经典首先就是一个关键问题（注2）。而从发展的角度而言，充分移植自外来文化的舞蹈，在经过吸收与转化后，台湾的剧场舞蹈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淸晰自我定位也有待考量。
即使如此，某些标准仍适用于检视经典，「优先」与「独占」便是常见的经典性格。比方说，当有人提及《吉赛儿》或是《牧神的午后》，其作品所具备的风格开创地位随即显现，尤其当被放置在历史辩证关系上，它的不可替换性便愈加鲜明，至少对一个想要教导学生了解浪漫时期芭蕾的舞蹈史教师，或是一名硏究尼金斯基者而言。
另一个检视的准则或许可称之为「影响层面」。脍炙人口的《天鹅湖》和令人深思的《春之祭》，不仅以其舞蹈表现著称，其音乐成就亦不容忽视。而其影响力，乃随作品的重复上演及广为流传而累积，甚至透过不同的诠释或版本衍生，不断地进行「再创造」。
云门代表作的地位
引用上述的各项准则来检视台湾是否存在经典作品，虽然无法有立即的答案，但是或许可以解释若干作品之所以历久不衰的原因。台湾第一大团「云门舞集」此刻正全省巡演中，主题就是经典舞作。舞团自己定义为经典者包括《薪传》中的〈渡海〉与《白蛇传》等等。其中关于《白蛇传》有下列说明：
“舞蹈语言融合了国剧动作与葛兰姆技巧，结构却源于传统剧场……家喩户晓的民间故事，充满新意，紧凑精采的编作，《白蛇传》立刻受到社会的欢迎……成为早年云门的重要招牌舞码……二十年间演出三百八十场……一九七九年，云门首度赴美巡演，《纽约时报》首席舞评家安娜．吉辛珂芙赞誉：『林怀民辉煌成功地融合东西方舞蹈语言与剧场观念。』《白蛇传》正是这类融合东西的典型代表作……”（注３）
上述段落中，「优先」「独占」及「影响层面」的元素十分明显。然而，严格地来说，《白蛇传》的经典意义，在文化史的关键角色甚于其风格或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对于自日本统治时期起便接受来自西方的强势影响，台湾的主流舞蹈发展可说是一面倒──倒向西方，无论是芭蕾或是现代，在技巧上的承袭十分澈底，而传统中国舞蹈艺术的不彰和早期本土民俗的受抑，更是加深了所谓东西方在发展上的差距，因此《白蛇传》甚至「云门」的产生，基于中国至上的出发点，稍稍在形式上平衡了这种差距，而成为「中华民国二十年来最重要的文化输出」（注4）。
另一个历史经典的例子，亦出自「云门」，那就是《薪传》。《薪传》的主题原已十分民族取向，而其一九七八年首演日的巧合更是强化了它历史上不可替换的性格。中美断交事件被认为是促使台湾人民摆脱被殖民心态的重要指标，而《薪传》的演出则在主动追求认同的目的上予以强力附会。透过一个淸楚的文化性动机，和近二十年来遍及全省的演出，《薪传》的经典地位因此奠定，但是主要是在一个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非纯从艺术面来考量。
无论是《白蛇传》或是《薪传》，其重要性不仅在影响地位的确立，而是透过后继舞者不断重演或是其他艺术家重新诠释的过程，更新了舞作的内涵而历久不衰。根据统计，曾经演出白蛇一角的云门舞者有十四人，她们陆续构筑了以白蛇为基础的经验传承，同时展现个人创造。不可否认，许多经典舞作都具有这样的吸引力与空间，一方面形成知识或技巧的训练体系，一方面又成为挑战或验证能力的关卡，然而这样的包容力非仅限于特定团体。
其他团体的代表作？
「云门」之外，不乏有其他强调东西融合或是民族取向的作品，但影响层面难以超越前者，原因无他：已经失去优先与独占性格。然而有些团体，其定位淸晰的作品一再上演的事实，则说明了社会对某些含强烈认同意味之舞作需求的情形。由蔡丽华所编「台北民族舞团」的代表作《庆神醮》，在一九八八年以后的频繁演出即为一例。虽然以民族系统的技巧取代国际性的现代技巧系统，在体质上本应将其限定为地方性的团体，但是呼应了一九八八年初政治上的解严，及随之而来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则适度地扶持了以民俗为素材的舞作。《庆神醮》在许多含高度文化宣示意味的场合受到重视即为此理。
因此对比于西方舞蹈生态，台湾本地作品有著十分不同的本质。首先，在这些代表舞作中，舞以载道的意味十分浓厚。以「云门」的例子而言，即使不谈民族文化，也免不了抒发「对社会脉动的关心」（注5）。不循此道，而重结构或创意的思考模式，虽然逐渐有发展的空间，却往往只能获得鉴赏者而非普罗大众的靑睐。其次，对彼此区隔得十分淸楚的各个团体而言，除了少数的例子之外，跨越界限师法他人之作，无论对象为何，几乎是不可能之事。因此「云门」总是演出自家经典：而若干优秀的作品，如刘凤学所编「新古典舞团」的《布兰诗歌》，虽获行家好评，却无法在更广层面发挥经典般的影响力。
行文至此，台湾究竟有没有经典舞作？如果从这个地区独特的文化背景及历史经验来看，笔者认为类似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集体自传」──亦即以一种特定形式传递并更新集体经验的作品的确存在。然而要成为足以影响后世，并具有艺术的开创性与再造性之经典，或许我们仍有许多値得努力之处。
附注：
１.参考Vitor Turner所著之'Are there univer-sals of performance in myth, ritual and drama？'，收于由Richard Schechner及Willa Appel所编之By Means of Perfor-mance: Intercultural Studies of Theatre and Ritual，1990年剑桥大学出版。
2.日前《台湾舞蹈杂志》曾就九〇年代的舞蹈风貌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以大专舞蹈科系学生及媒体艺文记者为主。调查结果显示，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及其他项目，两者的结果有显著差异。即便是各校学生也反映其思考上的差异。可以推断若是在观众的调查可行之情况下，答案恐将更形复杂。
3.采自「云门舞集」所发之演出新闻稿。
4.「云门舞集」于香港演出时所得之评语。采自「云门舞集」所发之演出新闻稿。
5.采自江世芳报导之〈云门后天起全省演出林怀民经典舞作〉，见《中国时报》八十五年四月廿三日。
文字｜赵绮芳 台大人类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