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编京剧的音乐逐渐脱离传统「戏曲」的框架,越来越注重音乐上的戏剧性与整体性,进而迈向以京剧皮黄唱腔为核心的一种大型音乐剧或歌舞剧的形式。外在的欣欣向荣回避不了本土京剧音乐创作人才的断层,要在台湾京剧里听见具深刻本土内涵的音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些年来,台湾京剧表演所呈现的音乐风貌是缤纷而多彩的。尤其是新制作,不同题材、不同思维与不同著重的音乐制作呈现于各个新编、改编剧目之中,原汁原味的音乐出现于定期搬演的传统剧目,而因应不同需求而生的各式京剧表演中,则可「听」到对于传统元素不同程度的修改与增删,提供了观众相当多元的音乐体验。
对於戏曲而言,音乐不单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更是其灵魂与识别标志。尤其在现今相貌多元的表演艺术环境中,舞台布景与灯光技术应用十分普遍,来自于不同表演形式与剧种间的表演元素频繁地互通有无,而拼贴式的运用不同属性之素材进行创作更已是旧闻。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若想要区别剧种之间的差异,音乐的地位自然便显得更为突出、重要:将音乐(尤其在于唱腔)抽离之后,观众将会难以辨别台上演的到底是京剧还是歌仔戏、是话剧还是其他门类的舞台剧。本文中,笔者将勾勒当代台湾京剧音乐发展之形貌,借此剖析出当代新编京剧音乐在历时轴度上的变化、表现,以及背后隐藏的问题。
国乐因子尚未真正融入京剧音乐的范畴
从历时的轴度而言,台湾京剧音乐的发展是以「大跳」的方式来进行的,并有添加大量其他音乐元素进入京剧音乐范畴的趋势。最明显的改变,除了唱腔(主要还是西皮、二黄)在传统形貌上进一步地改良精进以外,传统京剧音乐中其他他子系统(曲牌与锣鼓)的分量也可见地被稀释,而各种不同的音乐技法声响与思维则在京剧表演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并担负著越来越多戏剧上的需求。
七○年代末期之前,台湾京剧演出基本上均为原汁原味的传统老戏,音乐部分亦大体承袭著大陆来台时的原始风貌:唱腔为音乐表现的重心,而锣鼓则掌控演出基调与戏剧的节奏,至于各式曲牌,则在弥补其余两部分在戏剧情绪表现之不足,并提供适时的情境背景。这种相辅相成、并以程式化思维呈现的音乐,反映出传统京剧高度发展与艺术化的凝聚精华。自「雅音小集」于一九七九年掀起「创新现代化」风潮,一直到一九九三年大陆剧团开始到台湾演出的十余年,则是台湾京剧在音乐发展上的第一次跳跃。不同于过去「场面」采取逐渐融合的方式添加新的音乐元素与乐器,这一波的改革,大致是在保持传统唱腔核心的基础上,邀聘国内的音乐家进行创作,将国乐的乐器、演出形式以及音乐思维直接移进京剧音乐之中。
虽然国乐的加入,的确丰富了传统京剧音乐在某些情境中所缺乏的戏剧表现力,并且也为传统京剧音乐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维与实验经验,但添加的国乐因子并未能真正融入传统京剧音乐的范畴,由于无论是音乐语汇或是音乐思维上,两者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故「合作」中明显造成了京剧音乐整体风格的不一致,以及传统场面与国乐团之间协调沟通上的困难。无论是以立基于传统从事改革的「雅音小集」、「盛兰国剧团」与三军剧团,或者是以锐意创新为目标的「当代传奇剧场」,在音乐上所呈现的方式与遇到的瓶颈,其实都非常相近。及至大陆艺术团体相继来台演出之后,两岸交流频繁,台湾京剧工作者不但可以接触到大陆剧团的经典剧目,吸收其近半世纪以来戏曲改革的经验,更开始聘请大陆编腔与编曲家为台湾新编京剧跨刀,直接取用其创作经验。这种舍过去所累积的经验而直接取用大陆创作的作法,便造成台湾京剧的音乐风貌另一次极大的跳跃。
台湾音乐素材入戏,耳目一新
近十年台湾京剧音乐的变化,相较于之前将近四十年而言是非常不同的,其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创作手法、素材与思维的不断翻新。为能适应台湾近十年来政治、文化与经济各方面的快速变迁,台湾的京剧团每一次新戏制作,都尽量在题材与内容上求新求变,以期望能跟上社会脉动,从历史典故、神话、中西文学经典、圣经故事、童话寓言,甚至与政治现实相呼应的意识形态等,可说无一不可入戏。为符合戏剧要求,各种以往不曾出现在京剧音乐中的素材与作曲手法,开始大量出现在新编京剧当中。大陆各地的民歌、小调与各种民间音乐素材自不待言,连台湾的音乐素材亦开始进入京剧音乐的创作。一九九六年的《阿Q正传》首先应用台湾地方的音乐素材入戏,将台湾民谣《草蜢弄鸡公》置入配乐,并且创作具有「都马调」或其他歌仔戏风味的唱段,甚至英文唱词都出现了。一九九九年的《郑成功与台湾》用到台湾民谣《思想起》以及原住民歌谣风的歌舞等,也是类似的用法。这种用法虽然在思考深度上面尚有讨论的空间,但其将台湾音乐素材作为主题用进京剧音乐中的创作手法,的确令观众耳目一新。
此外,开幕序曲、幕间与剧尾音乐的运用亦逐渐成为常态,独唱、齐唱,甚至以往京剧音乐中未见的重唱、合唱等形式,在剧中或为主题音乐、或为剧情辅助、或为背景衬底,更是成为新编戏中重要的表现手段。例如《钗钿情》剧中便出现了老生(唐明皇)与旦角(杨贵妃)两人小段二重唱式的唱腔,以及多处妆点剧情的背景二部合唱。而传统音乐思维的扩充与新运用,或是运用传统的京剧音乐逻辑,却高度融合新思维的创作方式,亦为新编戏创作上的另一个明显变化。唱腔与念白虽依然是京剧音乐的核心,但无论在板式应用、句格或是落音上,均更为自由并多变,曲调的走向有些更与传统皮黄差之甚远。例如《郑》剧中荷兰人的唱腔,虽然一样在开唱与演唱间使用锣鼓,但其近乎平板而无起伏的曲调却是全新的尝试。而新编戏中经常出现的大型歌舞场面,虽然在形式上的确受到诸如歌剧或音乐剧等国外表演形式的影响,但在本质上,却还是可视为传统应用于类似场合中的曲牌与锣鼓音乐的扩充。
朝向以京剧皮黄唱腔为核心的音乐剧、歌舞剧发展
这种运用传统思维为基础而进行的新创作,可以甫于去年首演的《阎罗梦》作为代表。《阎罗梦》的音乐创作(包括编曲、编腔)包括了曲牌式的齐唱(或者说根本就是新的曲牌),以及具有二黄性格并可以窥见大鼓或是北京曲剧身影的序曲与终曲独唱,加上「山歌」或「吹腔」式单独一笛伴奏的曲牌、原汁原味易于上口的皮黄,以及不著痕迹的国乐运用,可说充分地利用了传统京剧的音乐元素与运用逻辑。另一方面,其前后对称的音乐创作手法、大胆的配器运用、以及多种原本互不相容的音乐元素与风格,由于严丝合缝,融合良好,反映出音乐创作者在创作思维上的前进。因此,笔者认为《阎罗梦》不独可说是国光剧团在一系列立基传统而进行改革创新成功例子,也可说是台湾京剧音乐发展上的一个高点。
从前述的种种现象,可以看出台湾京剧音乐的发展,倾向于越来越注重音乐上的戏剧性与整体性,并逐渐脱离传统「戏曲」的框架,进而迈向以京剧皮黄唱腔为核心(包括部分念白)的一种大型音乐剧或歌舞剧的形式。相异于七○年代末至九○年代初以添加的方式加入其他音乐元素,近来台湾新编戏中的音乐创作除了使音乐更为贴近戏剧上的情境以外,还更讲究整体的设计。在唱腔板式的选用上,亦从传统散、慢、中、快、散的规律中挣脱出来,转而要求更为精确地切合剧情发展与剧中人之心境与情绪;而在其他音乐的创作上,更是要求能贴近戏剧情节与情境的要求。例如《无限江山》与《阎罗梦》中南唐宫廷歌舞的场面,便都使用了江南丝竹风格的乐曲;而以宗教故事为定位的《妈祖》,则使用宗教风格的音乐作为配乐的创作基调。京剧锣鼓的使用,也从以往作为整出戏的主导,转而服从于整体的戏剧需求,只以身为京剧音乐的一分子而存在。
此外,主题音乐(或主导动机)式作曲技法的使用,更是新编戏中贯穿首尾并表达戏剧主题的重要创作方式。像《阿Q正传》里歌仔戏风格的唱腔与《草蜢弄鸡公》、《郑成功与台湾》使用的《思想起》、或是出现在《钗钿情》的《月儿高》与合唱音乐的新创曲调等,都是明显的例子。因此,从整体看来,台湾的京剧音乐除了部分传统的音乐逻辑思维、板腔与京胡锣鼓等乐器的运用尚得以保持,并以其作为剧种的特征标志以外,几乎可以说全然改头换面,成为一种音乐剧风格的「新京剧」了。
台湾京剧需要本土的音乐创作者
在欣欣向荣的样貌之下,台湾京剧音乐的发展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隐忧。本土音乐创作人才的断层,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综观台湾近年来新编京剧的编腔编曲,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清一色由大陆的创作者包办。这些大陆的创作者吸收了对岸半世纪以来戏改经验(尤其是在样板戏中的经验),戏曲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的积累丰富,使其创作时具备相当的优势。这些创作者本身除了对传统京剧相当熟悉之外,也受过严谨的学院作曲训练,此外更借由体制内的学习以及多方的游历与采风,累积了大量民间音乐的素材,这些经验与能力,才是他们能在创作时悠游于传统与创新之间游刃有余的关键。例如,国光剧团、台北新剧团均有合作的朱绍玉,便曾在青海京剧团学老生、小生,后来也学演奏,并在青海一待三十年,除了京剧,也四处采集民间音乐的素材,其后更到云南音乐院学习作曲,之后才正式展开其创作生涯。与戏专京剧团(原复兴剧团)合作多次的李连璧,也是自小在武汉戏曲学校学习京剧老生,之后才改学作曲与编导的。
像这样背景的作曲家,目前在台湾几乎可说一个都找不到,更何况这些创作者在为台湾剧团创作之前,大多已经有许多创作经历,因此作品自然有一定的水准。但是,这些大陆作曲家所创作出来的音乐,真的能够深刻地表达出台湾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审美习惯吗?这些大陆作曲家将歌仔戏曲调或是台湾民谣,作为一种代表台湾的符码用在新编戏中,的确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毕竟只是外在形貌的表现,与深刻传达内在思维的目标还是有一段距离。从这个角度而言,以专业且多元的方式,训练与培养一批熟悉这块土地人文环境与文化思维的京剧音乐创作者,实在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因为台湾与世界较大陆更紧密接轨,本土创作者若能运用更快更容易地接触国外各种文化艺术理论的优势,加强台湾京剧音乐理论的建立,将有助于早日在台湾的京剧中,听到具有深刻本土内涵的音乐。
台湾的京剧音乐在艰辛的实验过程中,的确开展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并形塑出迥异于传统的全新风貌。但如果台湾的京剧音乐不能够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貌与内涵,在剧本又经常采借自大陆的情况下,音乐方面更难有异于对岸京剧艺术风格,形成真正的「台湾京剧」。想要借由音乐深刻地表达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台湾的京剧界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字|翁柏伟 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