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带来的文明香气如一股魔幻之风，无孔不入渗透了生活…在台湾文学的范畴里，若以这股清香来做世代区分，有兼具汉学与新教育背景，文学创作多从古典汉诗文起家的赖和、杨守愚这样的世代。再晚几年，台湾教育令实施，则有四○年代前后大放光彩的日文作家如杨逵、翁闹、吕赫若、龙瑛宗及张文环等人，几乎都是这波香气薰养长大的。
在吴浊流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描述主人翁胡太明走进新教育体制的公学校，为教室的明亮感到吃惊，图画、唱歌、体操等科目也让人觉得新奇有趣。这是二十世纪初期，有些台湾孩子头上还留著辫子，空间里弥漫著一股清香味道，太明想起村子里有那么一两个人物，一身做作说日本话、抽日本烟、从口袋里掏出白手帕来擦汗，他们身上也有一股香味，乡下人称为「日本味」的一种文化的气息。如今，带著「日本味」的老师，走进教室，打开书本，教导清洁，教导文明，文明的香气。
汉文兄辈与日语弟辈，两代文学人的不同命运
帝国主义带来的文明香气如一股魔幻之风，无孔不入渗透了生活，喂养孩子们新的血肉。在台湾文学的范畴里，若以这股清香来做世代区分，和太明一同走进学校的这批人，多半兼具汉学与新教育背景，文学创作多从古典汉诗文起家，或搭一小段中国白话新文学的顺风车；他们是像赖和、杨守愚这样的世代。再晚几年，台湾教育令实施（1922），文明香气进一步广泛散播，四○年代前后大放光彩的日文作家如杨逵、翁闹、吕赫若、龙瑛宗及张文环等人，几乎都是这波香气薰养长大的。
这两代人构成了战前台湾文学的主力，但若将之视为兄弟辈分关系，两者差异除了对文明╱现代认知态度不同，文学命运与书写语言上也有所不同。兄辈作家因为未能顺利接续中国新文学以降的发展，加以汉文写作受到禁止（1937），文学路断；相对弟辈作家则流畅使用日语成为知识启蒙与文学书写的主要工具，又身处三○年代前后文化资讯相对蓬勃的环境，在文学野心与技艺都表现出比较积极的态势。
日语世代作家群里，张文环、吕赫若、龙瑛宗可说是创作量最为可观，风格亦各具特色的三位。其中，来自嘉义梅山的张文环（1909-1978），小说风格朴素细腻，以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丰沛现实材料见长，深受评论家重视，亦曾带头创办文学杂志，是当时文坛里被推为班长型的人物。其经历某一程度也反映同代作家共同的理想与幻灭：透过求学立身出世、敏感而愤恨于殖民地的悲惨现实、参与左翼运动而后顿挫、从对现代文明一昧倾心转向传统文化的再评价，从东京文化浪游到故乡土地的回归。
坚持「土地的芳香」，张文环用日文写台湾色彩
对张文环这批吸取文明香气长大的作家来说，在接受来自殖民者所灌溉文明的同时，如何拒绝其中所隐含的教化与差别？操著殖民者语言的笔又该写怎样的殖民地文学？这些又爱又恨、相生又相斥的难题是日语世代作家内心深沉的考验。在张文环，解决这些困惑的关键词之一是「土地的芳香」，他自青年时代自我期许「以日文写出具有台湾色彩的文学」的目标始终不曾变异，甚至可说随著年岁更加执著。其小说《夜猿》（1942）以梅山山居为场景，虽然故事微小得让人摸不著头绪，但张文环以用情至深之笔，捕捉天地万物各种情姿，其声响动态，宛如山风迎面吹来，有种浮世尘埃尽去，反璞归真的魔力。
创作于同年的《阉鸡》是另一部高知名度的作品，刻画现代化所造成之社会变迁，此外，四○年代作家普遍关注的女性问题（吕赫若、龙瑛宗亦曾尝试多篇以女性为主视线的小说），也成为《阉鸡》的重点，通篇仍见张文环洞见人情风俗之功力，但在理念先行与女性角色设计是否流畅合理，则见仁见智（事实上，张文环小说经常出现评价两极的情况）。《阉鸡》之所以成为张文环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应与一九四三年林抟秋将之改编戏剧公演有关。在战火最为炽烈的时刻，《阉鸡》得以突破重围演出，且透过情节、服装、音乐、置入了大量汉色彩，在当时实非易事，也因此在受压抑的人心里掀起了巨大的反响。
六十五年后，台南人剧团要再次把这部戏搬上舞台，无论对剧情、角色将有怎样新的诠释搬演，都颇令人期待。毕竟，这是一次台湾文学被新鲜阅读的成果展现。战前台湾文学，其实并非很久以前的事，但它们与现代台湾读者之间的距离却极为遥远。许多时候，我们方便熟悉数百年来的中西文学点滴，却未必留意身边留有土地芳香的文学。尽管近年所谓本土化盛行，但对战前台湾文学的阅读，似乎总还难以摆脱过分简化轻蔑或是过于严肃抬举的二元对立问题。战前台湾文学的阅读，一直还没有变成一件有趣的事情。
异质的新文学，苦闷而倾斜的心灵图像
放轻松点来谈，阅读赖和、杨守愚、王诗琅等汉文作家在文学草创阶段所留下的篇章，虽然不见得成熟流畅，但那种文白夹杂的崎岖感有时别具吸引力，而当一个阳春文体负载了庞大的控诉与呐喊，又往往是最令人感动无言的时刻。至于日文世代的文学则展现了年轻作家对文学议题的新开发，对写作技巧的新探索。对比二○年代崛起的兄辈作家，张文环、吕赫若、龙瑛宗这代人在四○年代前后写出了一种新的、异质的文学，尽管仍然恪守著前辈们现实主义文学的沉重使命，或明或暗，他们也置入了许多关于城市生活、个人内心世界、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自我追寻的题材，而这些题材说起来正是二十世纪前半现代主义文学形成与发展的最大特色。
这一波新的、异质的文学，所呈现的或许不是积极、乐观的前途，而是一幅又一幅苦闷而倾斜的心灵图像，然而，这些文学图景，何尝不是反映了战争时空下台湾社会的情状？这是时代给予这一世代作家的限制，也是时代给予他们的功课与礼物。作家龙瑛宗在晚年即曾如此回忆：「我以为殖民地生活的苦闷，至少可以从文学领域上自由的作幻想飞翔来抚平。现实越是惨痛，幻想就越华丽。」这似乎是文学向来的道理，愈是在真实的境遇受其磨练苦难者，愈可能在艺术殿堂里开出动人的花朵。
日本时代小事典
不可不知的五位文学家
整理 范辰旭
赖和（1894-1943）
毕业于台湾总督府医学校，透过冷静、客观、写实的文笔，深刻描写台湾现实问题，破除陈旧的社会观念，作品充满反殖民统治的民族情感与人道精神。一九二五年，发表了台湾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无题》；一九三四年，被推举担任当时台湾最大的文学社团「台湾文艺联盟」的委员长，文坛尊之为「台湾新文学之父」。
张文环（1909-1978）
《台湾文学》季刊主办人之一，作品多取材于台湾风土，现实主义手法厚重朴实，代表作有《夜猿》、《阉鸡》，以及日文长篇小说《滚地郎》。其中篇小说《阉鸡》由厚生演剧会借台北永乐座公演，引为当年盛事。台湾文学评论家叶石涛称之为「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中留下巨大足迹的作家」。
吕赫若（1914-1947）
小说多取材自家庭生活，是日治时期出色的家庭问题作家。《牛车》为其成名作。小说主人杨添丁以牛车运输维生，汽车的出现导致生意清淡，他不得不忍辱让妻子出卖肉体以求温饱。其作品反映下层人民的苦难，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其他作品如《财子寿》、《风水》、《阖家平安》、《朝廷》、《月夜》等。
龙瑛宗（1911-1999）
原名刘宗荣，新竹人。一九三七年发表小说《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描写一位刚从大学毕业，考进街役场（镇公所）当会计助理的青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经历了最初满怀的激情与理想破灭后的徬徨与苦闷。作品暴露出日本时代令人窒息的氛围。
杨逵（1905-1985）
本名杨贵，笔名有伊东亮、公羊、SP、狂人等。以杨逵为代表笔名。日本时代农民运动，文化运动的战将，「文化协会」会员，也是农民组合的重要干部，是积极将文学作品中的理想，于现实生活中付诸实践的行动派作家。一九三二年发表日文小说《送报伕》，被视为其代表作。其他作品有《鹅妈妈出嫁》、《压不扁的玫瑰》、《绿岛家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