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一九六一年出生的安德烈斯．利马（Andrés Lima），集电影、电视、剧场的导演与演员等多重身分于一身，是该团的主要导演之一。在创作手法上，利马强调制作人、导演、编剧、演员、设计群共同参与的集体创作。比起先有剧本、再由导演和演员排练、设计最后加工完成的带状生产模式，集体创作既耗时又费力，但是利马相信，唯有如此，一种多元的总体剧场才能在观众眼前诞生，让观众愿意成为这个总体的一分子。利马也勇于尝试剧场和影像、装置等跨领域的艺术创作，并将多部小说改编成剧场作品，拓宽剧场叙事的可能性。

《拳击手之死》Urtain首演于二○○八年，取材自西班牙重量级拳王Urtain的真实故事，编剧璜．卡夫史坦尼（Juan Cavestany）从史料搜集开始，费时八年才完成这个剧本。乡下出生的Urtain曾是奋发向上的典范，后佛朗哥时代的人民英雄，却在一九九二年巴塞隆纳奥运会的开幕前夕、西班牙举国欢腾的最高潮，从高处跳楼自尽。Urtain死前未留下只字片语，死因成谜，全戏便从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开始，以倒叙法逐步穿越迷雾，回顾Urtain和西班牙国族历史紧密交织的一生。特别的是，利马以拳击场为舞台，每一个生命片段就是拳击比赛的一个回合，从冲向死亡的第十二回合逆推，每一回合都充满了赤裸裸的暴力，血淋淋的创伤。首演同年，「动物实验室剧团」以这出戏在西班牙美克斯戏剧奖（Premio MAX）大放异彩，囊括了最佳戏剧、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舞台设计、最佳灯光设计、最佳音效设计与最佳剧团等九项大奖。

就在《拳击手之死》将来台展现西班牙剧场的生猛活力之前，我们透过e-mail专访到安德烈斯．利马，请他谈一谈他们的剧团与这出戏。

 

Q：「动物实验室剧团」是一个独立剧团（independent theater companies），并曾在二○一○年获得西班牙美克斯戏剧奖的年度最佳私立剧团。请问，在西班牙的剧场体制里，「独立」是否意谓著拒绝国家补助？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A：不应该将「独立」与「私立」混为一谈。我认为，戏剧和文化一样，应该要视为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必须受到国家保护。在西班牙，独立剧团纵然不是隶属公家机关，好比国家剧团或市立剧团，但也同样享有国家补助的权利。只不过以本团为例，政府补助低于剧团年度支出的百分之十。政府金援是有必要的，就像医疗和教育一样，毕竟我们的文化造就我们的民族性。我们之所以认为剧团是独立的，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与思维结构完全独立且自行营运。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独立运作这样的概念常常是虚有其表，因为政府买下剧团，再把营运私有化。我们活在一个令人担忧的年代。无论如何，在创作上，我们只依赖观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剧团是一个拥有智能的小个体，胆敢挺身对抗表演艺术界的大恐龙。

 

Q：西班牙是一个戏剧传统很深厚的国家，请问「动物实验室剧团」在这个传统中的自我定位是什么？是传统的延续，还是断裂？

A：身为自由独立的剧团，我们试著正视自己所存活的世界。「动物实验室」剧团中，诗意与政治兼容并蓄，「动物实验室」把人类视为研究的标的动物。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剧团已存在现实中，光是这点就不可能与传统脱钩，特别是，剧团本身就是传统，又何必切割？

 

Q：从廿世纪六○年代开始，「动物性」就是一种不断被表演艺术（performance art）探索的能量。请问「动物实验室剧团」对于「动物性」的诠释观点是什么？

A：一切都来自猴子。我对仪态剧特别感兴趣，这样的戏述说过去、教育未来。我有兴趣探讨人类做什么事，以及怎么做。不同动物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戏剧元素，诸如猴子（2004年动物实验室演出马尤嘉编剧《雪花的遗言》（注1））、老鼠（2005年动物实验室演出马尤嘉编剧《哈梅林》（注2））。《拳击手之死》里利用的动物是秃鹰和鬣狗。

 

Q：在创作方法上，你们强调编、导、演、制作人集体创作，赋予每位参与者平等的创作权。然而，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你们希望以集体创作方法带给观众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A：这可能要问问观众。我想，集体创作影响剧团内部的运作还比较多一点。不过集体创作的过程，以特殊的方式帮助团员深切体验那无形而不可触摸的戏剧精神。这跟时间和友谊有某种联系，但我相信关键字就是默契和信任。没有团队的存在，就很难团结致力演出，观众一眼就看穿。

 

Q：所有体育竞赛都有很强的表演性格，运动场就是剧场，而且是观众高度参与的剧场。《拳击手之死》讲述一个拳击手的故事，直接以拳击台为舞台，请问，对你们来说，拳击场的剧场感是什么？拳击手的表演又是什么？

A：拳击是完美的比喻，可以说明人类之间的暴力关系，却也同时反映出人类对抗逆境的奋斗。戏剧帮拳击裹上一层诗意。不过，一整个拳击场观看大结局的咆哮场面是非常难以超越的，这也是我想要捕捉的感觉：拳击的震撼、喜剧的笑声、及悲剧的寒颤。我认为，《拳击手之死》就是一出现代悲剧。

 

Q：是什么让你们想要去讲一个拳击手的故事，而且还是用倒叙的手法？可否为台湾观众介绍一下Urtain这个人？

A：我们不想把戏剧张力建构在将来发生的事上，而是一个人如何走到自杀的地步、是什么让他放弃（西班牙文片语“tirar la toalla”「放弃」，即源自拳击用语，把毛巾扔在拳击场上表示弃权）。到最后我们知道他并没有放弃，只是生命战胜了他。一开始我们带著恐惧诞生，恐惧也一直伴随著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

Urtain生前是个好男人，只是出现在西班牙需要重建形象的时刻（因佛朗哥独裁统治而恶化），因而遭到利用成为国家标志。他象征力量与西班牙民族（相当法西斯的两种象征，可是透过拳击，西班牙人被宣传成异国风情的奇特民族），打了几场胜战，又在赢得欧洲重量级冠军之后担任七○年代官方世界大使。自此便一败涂地。一路攀升仿佛伊卡洛斯飞上天，Urtain开始个人的奋斗对抗寂寞、酗酒、与真相。一九九二年巴塞隆纳奥运开幕之际，他便自杀了。

 

Q：Urtain在戏的开始就自杀身亡，接著出现的是记者争相报导的场景，有种「媒体杀人」的意味。对您来说，剧场能够对媒体的暴力提出什么样的批判？

A：这出戏里，记者并不是杀人凶手，却是Urtain窜起与殒落的共犯。也不全是共犯，其中一位记者是他的朋友。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演出彻底批评那些服侍权力的媒体，具体说，就是戏里的鬣狗，这个意象也是我们演绎的源头。

 

Q：和台湾一样，战后的西班牙也曾经历过军事强人的极权统治。对您而言，剧场如何反省这段法西斯的集体记忆？

A：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依然在我们的血管里流著。这就是《拳击手之死》探讨的主题：以恐惧作为教育手段时，这样的恐惧会继续存在非常多年。西班牙早已经历非常大的变化，可是生于六○、七○年代的我们，头壳里仍旧住著一个小小法西斯，不断折磨我们。想像一下前几代活在独裁中的人。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自己的过去，不可以死于失忆症。

 

Q：跟台湾观众十分熟悉的西班牙电影导演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一样，《拳击手之死》也穿插了许多西班牙的通俗流行歌曲。请问通俗歌曲在这出戏里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可否请您举个例子，为台湾观众说明歌曲和场景之间的呼应关系？

A：我把音乐和记忆深层情感直接联系在一起。听见一首歌，曲子便快速传递给人身体上的感受。史实改编的戏剧里，音乐有用极了，音乐不只是声音文献，还可以影响观众的心理，以便感受戏剧的情绪。在西班牙，像〈如我爱你一般Como yo te amo〉（注3）这样的歌倾向忧郁及轰轰烈烈的情感，然而，〈La internacional〉（注4）或〈El Cara al sol〉（注5），这两首政治意涵的歌曲却产生立即的紧张情绪。我觉得这现象很滑稽，幽默感可以产生距离，强迫人采取批判立场。结果很有趣，观众会同时感受并思考。

 

Q：除了剧场之外，您也拍过电影和电视。在您看来，剧场的魅力和独特性何在？

A：剧场是我的生命，电视和电影可以用来滋养我述说戏剧的方式。对剧场的迷恋是很难解释的，一如对无法预知的事的迷恋。但是任何一个看了一出好戏的人，都会告诉你，戏多么难以忘怀……或许就是一场精采的拳击赛。

 

注：

1. 巴塞隆纳动物园的白子黑猩猩（1964-2003），名叫Snowflake或Copito de Nieve。

2. 德国民间故事，魔笛手靠笛音为哈梅林去除鼠患。

3. 1980年代歌手Raphael唱红的歌曲。

4. 国际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歌曲。

5. 1930年代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长枪党（Falange Española）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