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涂鸦圈内有一名词叫做throw-up（呕吐），指使用简单一层颜色加上边线的涂鸦，如其名，throw-up没有美学与文化上的意义，因其快速制作与大量复制，比一般签名来得显眼、其大尺幅更难以清理，纯粹作为一都市的占领效果，制造出一片呕吐地景。

涂鸦作为当代文化现象，均信其来自于纽约，第一个大众化的涂鸦客叫做Demetraki，职业是送货员，当他在市内到处穿梭递送文件时，出于生活的愤怒或无奈便顺手在每处写下TAKI 183 ，几年下来此签名便出现在纽约市每处。《纽约时报》以此为题报导此新兴的现象，而TAKI 183成了另类精神指标，引导了一个世代的青少年，以签名的方式占领都市 。

而之后，从一开始的签名，涂鸦开始从字体、尺寸、颜色上演化，涂鸦名词如“top-to-bottom”指将火车车厢整台涂满、“wildstyle”则是结合颜色变化并具有立体效果的复杂字体。

不仅是街头，纽约地铁因为如移动式广告般将个人名字传播出去，成为涂鸦的首要标的，而涂鸦目的也开始分歧，例如利用模板，更复杂的图像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复制于墙上，也促使艺术性、政治性的涂鸦加入行列。但是相同的，涂鸦客的个人式帝国主义，其将整个城市涂满的追求，对于被看见的偏执，让涂鸦跟随资讯传播、观光与美国化，来到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台湾。

康乐里

我生长在台北，在九○年代的记忆中是个充满工地的灰尘城市，那时，每日都会走过正在兴建捷运高轨的和平东路，看著路中间一尊又一尊的钢筋如热带丛林般透露在桥墩顶端，我妈跟我说，很多年以后，高架桥上面会有一班又一班的捷运，在头顶奔驰，连接都市人的悲惨生活。

我也常经过林森北路，在车窗内常看到铁皮寮上面挂的布条，像无法呼吸的锦鲤旗在车流飘扬著。那时我不知道这是康乐里，九○年代初大规模的土地抗争运动现场。也是第一次，我看到满地的涂鸦。为抗议市政府的粗暴驱离，康乐里的居民用喷漆写下各种标语，愤怒字句从人行道一直延伸到工地铁皮。后来，我才知道「小蜜蜂」这个名词。

小蜜蜂特攻队跟随著九○年代的抗争，在台北市内四处游走。九○年反军人干政游行，学生反对郝柏村组阁与媒体打压，于是组成小蜜蜂特攻队，把中正纪念堂周边的建筑物喷上「反军人干政」、「反郝」。之后行动延续前往华视、联合报喷漆抗议，遭华视控告起诉，是为小蜜蜂案。

而现在，康乐里是一片公园绿地，大学时常有谣传，药头躲在公园内的某树丛之中、在手电筒的暗号之下上前交易。

鸦王之道与南台湾涂鸦客

当被号称为「涂鸦之父」的吕学渊在台北AIT制作了巨大的反战壁画、并被认为是台北市涂鸦开端时，高中时的我记忆的却是另一个景象：我总是在变电箱上看到用简单线条勾出的三角形侧脸：简单，却有吸引力，如同在描述一你永远无法得知的事件。在市民大道上面数著这些奇怪的图像，无法理解这些图像的来由与原因，跟目的，它们就只是纯粹而大量的存在。这些图像来自一位名叫阿辉的香港人，当时在西门町经营二手店，业余闲暇便在街上四处作画。二○○二年，导演林育贤以阿辉为主角，拍了一部台湾首支以涂鸦为主题的纪录短片《鸦王之道》。

大概同个时期，另一个无解景象也在街头上浮现：在高架桥边我总是发现一排又一排用麦克笔以潦草字迹写下的诗句，充斥奇异名词如美国帝国、战争阴谋、地球毁灭等，无文法、无逻辑的方式编排，隐约可以猜测作者批判当代文明的企图与用心。之后，地方新闻刊登了一则消息，某黄姓男子穿著斗笠携带奇异笔于高雄落网，经侦讯后发现此人的街头书写已有十年多历史，警方课以罚金之后释回，被媒体冠上「南台湾涂鸦客」雅名。目前，此涂鸦客仍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书写著。

EM

二○○五年，大学毕业的我刚开始涂鸦，常在父母熟睡时打开铁门展开私人历险记。很多夜晚我骑著摩托车目睹台北市街头的日渐变化——原本聚集在西门町的涂鸦，越过爱国西路往南边的老城区扩展。东区成为新涂鸦景点，塞满了过度竞争的巷弄。而台北市南区仍是一个处女地，平静的社区里有平整老旧的水泥墙，凌晨的公馆是只有老荣民散步的都市绿洲。

同样的，EM也常在这区出没，她全年全身黑衣，骑脚踏车在一个又一个的巷口巡逻找寻地点。EM是少数涂鸦的女性，也是一名「相信者」：在动物保护协会工作、素食主义者的她，涂鸦主题皆关于素食主义、反消费、环境保护、反战。EM的涂鸦世界里是相信与拒斥的个人挣扎，她相信政治信仰来自于生活的实践，同样的，不可解的生活总是让她沮丧挫败。那几年的日子里，EM的涂鸦出现在公馆从河堤边一直延伸至台北县一带。

AMPM

○六年前后，同样是涂鸦客的Dabs在西门町开了一家店叫作AMPM，以这家位于住宅区顶楼的小店为根据地，定期地举办各涂鸦展览，成为涂鸦客聚集的地方。好几个夜晚，我坐在他们充满黑头蚊子的小阳台，看著黑夜中的人影，本地人、外国人、青少年、中年人，每个人因为相同的目的来这里，却带有各别的自我诠释。

那时，来自旧金山的Chek常带著大桶油漆与滚筒出现。他经常在夜晚用好几根杆子连接滚筒，在数公尺高的建筑上作画。Chek的涂鸦世界还保有某种纯粹性。在从旧金山流转至台湾的过程中，Chek必定用麦克笔、喷漆、贴纸或是任何方式在每个到达之处签下名字，这些名字可能被看到或瞬间消失，但在那不断签名的过程中，生存大概就得到一点证明。

郝龙斌当选市长时，很荣幸地其政见之一是整顿台北市内的涂鸦。在一片花博的气氛当中，公馆的废墟被有计划性地铲平，成为住宅区中凹下的突兀绿地，涂鸦则迅速消失，只剩一块块白灰色块，相较于河堤边多出的涂鸦合法区，有公娼私娼寮之尖锐对比。吊诡的是，涂鸦不再如同十年前那样地地下，涂鸦客也成为文化活动的常客：种种公部门办的涂鸦艺术创意大赛、涂鸦创意博览会，还有企业办的涂鸦青年秀。似乎现在卖球鞋，除了跳舞女郎之外，还需要有个涂鸦客在大门上画些东西。

Candybird

两年前，我在中华路遇到了Candybird，眼镜与短裤看起来平实并且真诚。那时的他正在完成城中艺术区高达四公尺的壁画，如同儿童绘画般、他总是用粗黑线条勾勒人物，在水泥墙上无表情地操弄著莫名的机器，有时是截断的身体，有时是截断的字句、些微透露政治表达。

Candybird的涂鸦世界有新世代的焦虑与茫然。在面对当代生活时感受焦虑、但却失去有效的政治语言，也许剩下的就只是无法解释的呢喃自语和惊慌。Candybird是近年值得注意的街头景象之一。

○九年，我离开台湾，在飞机上看著这热带岛屿：这里内缩又矛盾地热爱著外面的世界，这里的现代性如同食人：大口吞下外来文化，同时又激烈呕吐，未消化的食物与胃液混淆成为混沌一片，呕吐物创造出的文化风景，有时青黄不接，有时荒谬可笑，但绝大部分时刻是一片有趣的地景。

有时候我想，七○年代的纽约是否如书中般，青少年在地铁线上创造文化奇迹？他们是不是也如我们一样的混乱与让人疑惑？那年的纽约，是否只是全世界呕吐场景中想像出来的纯粹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