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那是在上个世纪末，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了一趟西班牙的旅行。行程自然是在出发之前就拿到手，但除了像马德里之外，都是些陌生的地名，当然也不会特别去记，特别去查——那是网路没那么发达的年代，即使是最新的手机，在今天来看也是功能极为落伍。

因此，我没有注意到这趟旅程从马德里出发西行，最后到了葡萄牙境内一个叫做艾武拉（Evora）的城镇，再折返马德里。在几天之内，我们穿越贫瘠的拉曼查——这里据说是唐吉诃德的故乡，走过荒凉多石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从地名中的extre，「在…之外」，就可以知道这乃是被放逐与遗忘的地方。

窄仄巷弄内  与法朵蓦然相遇

我们在傍晚抵达艾武拉，因为是傍晚，所以对这城镇的面貌、规模，全无概念。事实上，我连城镇的名字也没放在心上，只知道到了旅馆。那是一栋有乡村农庄味道的建筑，赭红的地砖，颜色暗沉但磨得发亮，墙面用了大片的木板，上头镶了白色的瓷砖作为装饰。瓷砖让人想起青花瓷，以蓝色画了乡间景至，或是写著某个地名、人名，但加上许多装饰；也有类似阿拉伯艺术的繁复图案（这里本来就深受伊斯兰文明影响）。

整间旅馆散发简朴强健的味道，那餐吃到的葡萄牙菜也是如此——没有太多的摆饰，料理的手法简单，或炖煮或烧烤，大块的肉，大块的马铃薯。安顿下来，饱餐一顿之后，适时安排了散步。艾武拉的街道不宽，路上的行人，从服装到举止，都不像都市的上班族，衣著比较陈旧，随意过著马路，即使一般的车速都开得很快，也不太慌忙。

我们转进一条更窄、更暗的巷道，到了一间小酒馆，酒馆的窗户是开著，所以空气和声音可以自由地流通。里头并不嘈杂，几乎没什么灯，除了屋子里头一处像是表演舞台的地方之外，那里有一盏小灯，有一位男子正在准备他的吉他，还有一位年轻女子。说这是舞台，也不怎么像，因为并没有垫高，就只是两个人据了一个角落，在做些不同于其他顾客的准备。而我们，则是点了一杯酒，低声交谈。

我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听到「法朵」（Fado），毫无预期，毫无准备。女子虽然年轻娇小，但是极有力量，音乐时而哀伤、狂野，但是英气飒然，绝不柔弱。法朵既柔弱，也刚强，我想这是法朵并不是只有男性或女性才能唱的原因吧。女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歌唱，吉他手也不会神色紧张，时时注意女子的断句换气，两人看似平行，但是彼此交缠，有时剑拔弩张，有时应和如雷，有时细细烘托，婉转如切切私语。法朵，这种我从没听过的表达形式，传达著或爱、悲、喜、渴望等诸般感受。在座的人，都听得入迷了。等到步出酒馆，已经夜深，有种距离晚餐已经十分遥远的感觉，原本生疏的同行旅伴，因为一起听了一场法朵表演，变得略为熟络。

第二天，天光大亮的清晨，我独自散步，想再去看看昨晚的酒馆是什么模样，但怎么样也找不著，或许，我已经从门前经过，但我无法与晚上的印象连在一起。

那成了一个像梦一样，与现实隔绝的经验。之后，回到生活与工作的常轨，也没有再追著法朵听，只是在看到或听到「法朵」的时候会竖起耳朵，多看两眼。我并不知道，我在偶然之间可能接触到一个相当原始而鲜活的法朵的演唱型态，在葡萄牙当地的深窄小巷里，在像艾武拉这样有点被人遗忘、甚至从来不曾被人记得的古城，尤其，一七五五年的大地震重创里斯本，而艾武拉这样的城镇，反而保有岁月的痕迹。

将命运化为歌声  用灵魂来唱

那时的我也不知道，一九六七年出生的卡麦尼（Camané）在一九九五年的《法朵之夜》Uma Noite de Fados、一九九八年的《生命之线》Na Linha da Vida，还有「将在」二○○○年发行《灵魂之歌》Esta Coisa da Alma这三张专辑之时，已经是极受瞩目的法朵歌手了。

当时卡麦尼的年纪只有卅上下，诠释世间沧桑情劫，少年可识愁滋味？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人怀疑。他在一九七九年，以十三岁的年龄赢得「伟大的法朵之夜」（Grande Noite do Fado）大奖，之后知名度扶摇直上。如今，五十岁的他唱法朵，已经唱了四十年。问及对他来说，法朵是什么？卡麦尼的回答很普通，但再真实也不过：「法朵，就是我的人生！」

但是，这条法朵的人生路，开头却是偶然的一步。「法朵进入我的人生，完全是偶然。」卡麦尼七岁时在家里听到父母的法朵唱片，便深深喜欢上这种歌唱，进而开始学著唱法朵。

有人或许有种印象，以为好的法朵歌手都是女性，甚至这是一门属于女性的异数，因而觉得卡麦尼以男性的身分，小时候就决定唱法朵，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对此，卡麦尼并不以为然。没错，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Amália Rodrigues）和玛丽亚（Maria da Fé）这两位伟大的法朵歌手是女性，但是像阿佛列多．马森奈罗（Alfredo Marceneiro）和卡洛斯．卡莫（Carlos do Carmo）两位男性法朵歌手，艺术的高度无分轩轾。重要的不是歌手的性别，不论阳刚或阴柔，都是法朵的一面。卡麦尼在访谈中数次强调，重点不在法朵歌手的性别，有没有放入真正的情感，诚实面对，用灵魂来唱才是关键。

来自底层的歌声  地位随政治与社会改变

「法朵」是Fado的音译，源自拉丁文「命运」（fortuna）一字。一百个人，一百种命，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相同，唱的「命运曲」当然也不一样。好的法朵歌手唱出真情，唱出自己对命运的体会，自然是各有各的诠释，各有各的味道。法朵这种音乐类型，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起于里斯本海港一带，可能与水手有关，而真正的源流或许更长。因为法朵是下层阶级艰苦人家的音乐，不是茶余饭后的闲情，而是受命运摆弄，满腔悲苦无处可诉，于是化为歌声，向来以口耳传诵，高攀不上笔墨。

而与海港水手的关连，说明了法朵最先可能的确属于男性所唱的歌谣，只是很快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有像是玛丽亚．瑟佛拉（Maria Severa）这样的歌手将这种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她是吉普赛人，是海港的妓女，说明了法朵的出身卑微。

到了廿世纪，随著法朵逐渐受到其他阶层的注意与喜爱，歌词具有更高的文学性，法朵在艺术与社会上地位得以提升，开始有专业的商业演出，透过广播传送出去，随之而来的则是灌录唱片。但法朵的这种改变，背后有它更深刻的政治与社会的成因。欧洲在十九世纪向外扩张带来本身繁荣与缓解社会问题的模式，到了进入廿世纪已经愈来愈不管用。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真正让欧洲震惊的，不只是日本维新的成效，更是欧洲扩张神话的破灭，也突显出欧洲累积的社会矛盾之巨大。简而言之，就是欧洲的脆弱。

提升了地位  也纳入了管理

对外战事的失利和国内如草芥一般的工农阶级的不满，可以毁掉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帝国。一个发生在欧洲偏远边陲的王储刺杀事件，可以把所有的欧洲主要国家统统牵连进来，其范围之大，可以这场欧洲战争毫无迟疑地被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称号。

一战之后的欧洲国家，全都得面对从工业革命一路积压下来的劳工问题，俄国革命的扩散效应，让欧洲各地也出现点点红潮，出现「左」的呼声。一次大战推倒了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但这无损于国家这个概念，在德国、西班牙、义大利还有葡萄牙都出现了以国家利益至上、缩限个人权利、防治「左」的力量扩张的右派政权。希特勒、佛朗哥、墨索里尼，在葡萄牙则有达科斯塔将军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廿八日发动政变（所谓的「国民革命」）。此后，葡萄牙进入长达半世纪的军事独裁政权统治时期。报纸、出版受到审查，任何公开的演出也不例外。举办表演的公司必须领有执照，接受政府的监督，演唱的内容也必须事先送审。这对法朵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把法朵的各个环节——歌词、音乐创作、演唱、广播、录音——都纳入管理，提高了法朵的艺术性与社会地位。卡麦尼在家里听到法朵的唱片，应该也就是这个脉络的产物。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要审查，所以法朵原本的即兴性格就被抹杀了。今天听到的法朵，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但可能已经不同于类似陈达那种即编即唱的即兴吟唱了。

一九七四年的政变，结束了葡萄牙的军事独裁统治，进入非殖民化（归还澳门给中国）与民主化的进程。但是法朵的宿命，在于它的哀怨，在于它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军事独裁期间，法朵受到审查，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替政治服务的工具。民主革命之后，又因为法朵与旧政权的关联而遭到鄙夷，在旧政权下受宠的歌手，变天之后，他们的过往就成了洗刷不掉的污渍。所以，在一九七九年以十三岁的稚龄赢得大奖的卡麦尼，所代表的是一个葡萄牙社会的新阶段，也代表新的法朵。

对于法朵  始终真诚

卡麦尼搭上全球化的列车，发行了六张畅销破百万的专辑，他的听众不再只限于葡萄牙语的世界，他也是第一位在北美巡演的法朵男歌手。他比前辈的法朵歌手更有机会接触到其他类型的音乐，他也结合了更多当代的音乐元素与乐器，如爵士乐、低音提琴等，而不限于传统的葡萄牙吉他。

但是卡麦尼认为，他的本，还是在法朵。这些「跨界」都是「偶然为之」，不是常态，而且是以彼此欣赏为前提。「我接受其他音乐家的邀约。他们来自不同的音乐宇宙，喜欢我唱歌的方式，而我也欣赏他们的音乐。这些都是其他的经验，但我一直尝试保持我自己的演唱方式。」

对自我的真诚，是演唱法朵最大的考验，也是在全球化时代最珍贵的特质。但是对一个听众来说，特别是有过在当地小酒馆听法朵的难忘经验，得全球化的便利，在偌大的音乐厅里正襟危坐、不能边听边啜饮、距离歌手又那么遥远，说严重一点，这不是对法朵的些微背叛吗？

卡麦尼并不觉得，「有时候，真正会危害法朵的是歪曲不实的呈现。」这是法朵从历史得来的教训，也是卡麦尼的人生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