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人才兼容东西 新颖美学指日可待 |
新生代指挥指挥既能掌握西方管弦乐的精准节奏与细腻的声部层次,又能发挥华人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与自在弹性的流动。图中指挥为廖元钰。
新生代指挥指挥既能掌握西方管弦乐的精准节奏与细腻的声部层次,又能发挥华人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与自在弹性的流动。图中指挥为廖元钰。(廖元钰 提供)
焦点专题(二) Focus 台湾国乐新势力 迈向世界的进行式/指挥篇

指挥人才兼容东西 新颖美学指日可待

得利于中西并蓄、多元跨界的音乐养成背景,新生代的国乐指挥既能掌握西方管弦乐的精准节奏与细腻的声部层次,又能发挥华人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与自在弹性的流动,使得中西音乐美学达到水乳交融的调合。国乐青年世代正联手证明,中国系谱中的各种传统乐器与古典曲式,皆拥有自我美学价值,而且可以对全球音乐文化做出启发与贡献。

文字|潘罡
第303期 / 2018年03月号

得利于中西并蓄、多元跨界的音乐养成背景,新生代的国乐指挥既能掌握西方管弦乐的精准节奏与细腻的声部层次,又能发挥华人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与自在弹性的流动,使得中西音乐美学达到水乳交融的调合。国乐青年世代正联手证明,中国系谱中的各种传统乐器与古典曲式,皆拥有自我美学价值,而且可以对全球音乐文化做出启发与贡献。

管弦乐是西方古典音乐美学的集大成,大型器乐合奏体现调性音乐发展到极致境界的状态。这种高等文化随著西风东渐与船坚砲利,传到衰落的中国,或基于民族自尊,或出自向西方取经,中国人开始实验大型国乐合奏团体。一九三五年中央广播电台国乐团成立于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民族乐团,除了吹拉弹打等演奏员外,也滥觞出一种独特的音乐专才——国乐指挥。

前辈心血结晶  造福后辈

而国乐指挥这门职业,从早期的彭修文筚路蓝缕,到中壮辈的关迺忠、阎惠昌等,无不戮力投入解决许多国乐团疑难杂症。早年的国乐指挥经常要面对许多困境与质疑,比如以西方古典音乐的标准来衡量,许多国乐器音准大有问题,音色活跳乱蹦不羁且独树一帜,不论从和声学或对位法来说,几乎是无药可救;此外国乐团缺乏西方管弦乐团庞大恢宏的低音衬底,使得演奏效果趋於单薄枯瘦,无法营造出丰富的层次与动态。

最糟糕的是,中乐发展史研究至今,所有证据显示:华人音乐就算曾有大型丝竹吹打编制,但不曾像西方发展出高度艺术性的和声与对位系统。从这个视角来看,国乐团无疑是西方管弦乐团的「东施效颦」,即使再努力,也无法创造更有价值的音乐美学。它是西方料理的中式翻版,充其量让外国顾客品尝一点东方主义的滋味与乐趣,但无法赢得他们由衷的敬意。

然而彭修文等国乐指挥家并没有灰心,他们伴随国乐团走过崎岖发展的八十载,包括改良乐器,调整乐团编制,大量委托创作,举办比赛与研习营,甚至自己投入编曲、谱曲,逐渐为国乐团摸索出一条康庄大道。结果他们造福了后辈,如今新一代指挥融会前辈心血结晶,开始缴出不俗的成绩单。这纸成绩单足以让西方同侪刮目相看,因为它呈现一套兼容并蓄的指挥艺术,也验证国乐确实可为人类音乐文化增艳添色。

没有一种艺术品  可自称最具审美价值

新一代指挥究竟缴出怎样的成绩单?去年揭晓的第三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首奖得主廖元钰、二奖得主曾维庸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的指挥既能掌握西方管弦乐的精准节奏与细腻的声部层次,又能发挥华人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与自在弹性的流动,使得中西音乐美学达到水乳交融的调合。

这种成果得利于他们中西并蓄、多元跨界的音乐养成背景。以廖元钰来说,他从小学习钢琴、小提琴、笛子与二胡等乐器,并以笛子主修考入台南艺术大学,求学期间也学习作曲,研究戏曲和古琴,现于台北艺术大学攻读指挥硕士。曾维庸则从小学习二胡,以二胡主修考入台南艺术大学,在学期间多次前往美国参与指挥大师班和音乐节,在国乐之外,对德弗乍克、柴科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西方管弦乐也非常热爱。如同廖元钰,曾维庸目前也在攻读指挥硕士,而且两人均为台南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的毕业生。

对这些新生代指挥来说,不论中西或其他民族音乐,彼此之间已经没有好、坏、进步、守旧等分别了,从后现代逐渐成为文化支配力的廿世纪开始,它们都是一种创作材料,民族乐器也褪除传统的外衣,自在地悠游于当代性与实验性的领域。随著后殖民的意识抬头及「东方主义」的检讨反省,西方古典音乐再也无法掌握至高无上的话语权。欧美之外的文化工作者并无意贬抑西方音乐的成就,但面对欧洲中心论者及他们豢养派在世界各地的代言人所发出的荒谬论调,也只能报以讪笑。

此外,当代西方美学也早已修正论调,因为不管就审美经验、审美对象与审美价值而言,西方古典音乐赖以自恃的和声、对位等,都无法论证它们优于印度复杂的微音体系、中国音乐的意境况味或是爵士乐的自由即兴。审美经验取决于欣赏者的生命养成背景,当中糅合殊异的个人情感、知识与欲望,没有一种艺术品可自称最具审美价值,即使要夸言艺术性,还要仔细定义艺术性的内涵为何。

曾维庸

只要有心深入中乐  就能挥洒精采音乐

无可讳言,当代国乐还在演进当中,比如乐器犹有改进空间,某些独奏乐器音量过小必须借助扩音装置而减损原音之美,但包括谭盾、王乙聿等资深或新秀作曲家,他们谱写出许多成功的杰作,这些作品既有西方管弦精雕细琢的对位、和声与层次,还容许民族乐器自在吐纳呼吸。而当代国乐指挥糅合中西不同美学观,赋予这些乐曲恰如其分甚至超乎作曲家想像的诠释,可以说,指挥家与作曲家这种辩证关系,既推动国乐的进步,也以实证的方式,突显国乐团拥有不同于西方管弦的价值。

在这样的新语境中,国乐指挥逐渐成为华人的禁脔,第三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就是最好说明。本届初赛名单不乏欧美指挥报名角逐,也有多位华人新秀纯属西乐背景,结果他们在初赛阶段全部铩羽而归。这很清楚说明一种情况:诸如廖元钰、曾维庸等对西方音乐都有相当的了解程度,但绝大多数西方指挥对中国音乐却一窍不通。早年台北市立国乐团举办指挥大赛,获奖者尽皆为纯西乐背景,未来这种情形不会再上演。西乐指挥如果想跨足国乐舞台,台湾杰出中壮辈指挥简文彬就是最好表率,只要有心深入探索中国乐器特色与美学,一样能做出精采的诠释。

事实上,某些新秀已在追随前辈的脚步。去年十二月台北市立国乐团推出「旅人III─荣耀」音乐会,担纲的是旅德青年指挥张宇安。他曾学习中国笛,后改攻西乐指挥。在该场音乐会中,张宇安展现对中乐器特性与极限的理解掌握,稳健的表现赢得佳评。廖元钰的哥哥廖元宏去年也跻身第三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复赛行列,表现不俗,也令人期待。

如今华人新生代作曲家把传统乐器纳入作品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而他们的作品必须获得成功的演绎,就此而言,曾维庸这辈指挥新秀当仁不让,因为他们生长于同样的世代,浸淫在全球所有文化的流动交融中,也早已抛开西方至上的迷思。此外,随著中国国力复苏,音乐产业日渐蓬勃,国乐团还会有很大发展空间,中国大陆对于指挥人才也会产生迫切需求。国乐青年世代正联手证明,中国系谱中的各种传统乐器与古典曲式,皆拥有自我美学价值,而且可以对全球音乐文化做出启发与贡献。

 

文字|潘罡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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