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利于中西并蓄、多元跨界的音乐养成背景，新生代的国乐指挥既能掌握西方管弦乐的精准节奏与细腻的声部层次，又能发挥华人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与自在弹性的流动，使得中西音乐美学达到水乳交融的调合。国乐青年世代正联手证明，中国系谱中的各种传统乐器与古典曲式，皆拥有自我美学价值，而且可以对全球音乐文化做出启发与贡献。
管弦乐是西方古典音乐美学的集大成，大型器乐合奏体现调性音乐发展到极致境界的状态。这种高等文化随著西风东渐与船坚砲利，传到衰落的中国，或基于民族自尊，或出自向西方取经，中国人开始实验大型国乐合奏团体。一九三五年中央广播电台国乐团成立于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民族乐团，除了吹拉弹打等演奏员外，也滥觞出一种独特的音乐专才——国乐指挥。
前辈心血结晶 造福后辈
而国乐指挥这门职业，从早期的彭修文筚路蓝缕，到中壮辈的关迺忠、阎惠昌等，无不戮力投入解决许多国乐团疑难杂症。早年的国乐指挥经常要面对许多困境与质疑，比如以西方古典音乐的标准来衡量，许多国乐器音准大有问题，音色活跳乱蹦不羁且独树一帜，不论从和声学或对位法来说，几乎是无药可救；此外国乐团缺乏西方管弦乐团庞大恢宏的低音衬底，使得演奏效果趋於单薄枯瘦，无法营造出丰富的层次与动态。
最糟糕的是，中乐发展史研究至今，所有证据显示：华人音乐就算曾有大型丝竹吹打编制，但不曾像西方发展出高度艺术性的和声与对位系统。从这个视角来看，国乐团无疑是西方管弦乐团的「东施效颦」，即使再努力，也无法创造更有价值的音乐美学。它是西方料理的中式翻版，充其量让外国顾客品尝一点东方主义的滋味与乐趣，但无法赢得他们由衷的敬意。
然而彭修文等国乐指挥家并没有灰心，他们伴随国乐团走过崎岖发展的八十载，包括改良乐器，调整乐团编制，大量委托创作，举办比赛与研习营，甚至自己投入编曲、谱曲，逐渐为国乐团摸索出一条康庄大道。结果他们造福了后辈，如今新一代指挥融会前辈心血结晶，开始缴出不俗的成绩单。这纸成绩单足以让西方同侪刮目相看，因为它呈现一套兼容并蓄的指挥艺术，也验证国乐确实可为人类音乐文化增艳添色。
没有一种艺术品 可自称最具审美价值
新一代指挥究竟缴出怎样的成绩单？去年揭晓的第三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首奖得主廖元钰、二奖得主曾维庸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的指挥既能掌握西方管弦乐的精准节奏与细腻的声部层次，又能发挥华人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与自在弹性的流动，使得中西音乐美学达到水乳交融的调合。
这种成果得利于他们中西并蓄、多元跨界的音乐养成背景。以廖元钰来说，他从小学习钢琴、小提琴、笛子与二胡等乐器，并以笛子主修考入台南艺术大学，求学期间也学习作曲，研究戏曲和古琴，现于台北艺术大学攻读指挥硕士。曾维庸则从小学习二胡，以二胡主修考入台南艺术大学，在学期间多次前往美国参与指挥大师班和音乐节，在国乐之外，对德弗乍克、柴科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西方管弦乐也非常热爱。如同廖元钰，曾维庸目前也在攻读指挥硕士，而且两人均为台南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的毕业生。
对这些新生代指挥来说，不论中西或其他民族音乐，彼此之间已经没有好、坏、进步、守旧等分别了，从后现代逐渐成为文化支配力的廿世纪开始，它们都是一种创作材料，民族乐器也褪除传统的外衣，自在地悠游于当代性与实验性的领域。随著后殖民的意识抬头及「东方主义」的检讨反省，西方古典音乐再也无法掌握至高无上的话语权。欧美之外的文化工作者并无意贬抑西方音乐的成就，但面对欧洲中心论者及他们豢养派在世界各地的代言人所发出的荒谬论调，也只能报以讪笑。
此外，当代西方美学也早已修正论调，因为不管就审美经验、审美对象与审美价值而言，西方古典音乐赖以自恃的和声、对位等，都无法论证它们优于印度复杂的微音体系、中国音乐的意境况味或是爵士乐的自由即兴。审美经验取决于欣赏者的生命养成背景，当中糅合殊异的个人情感、知识与欲望，没有一种艺术品可自称最具审美价值，即使要夸言艺术性，还要仔细定义艺术性的内涵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