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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奥塞古的末日》透过重演的形式,在今日稠密的意涵中重建过去的事件。(IIPM 提供)
特别企画 Feature 重建剧场的三个 W╱WHAT—事件vs.米洛.劳╱创作方法

脱离文件阴影 照亮多层次真实

米洛.劳创作的选材与构作方式

米洛.劳在取材上总是由历史的观点出发,并时常涉及明确的政经事件,他与团队的研调内容与最后作品却不一定直接相关,目的也不在于呈现事件资讯,而更在于展开象征或记忆层面辐射出的意涵。无论是透过政治行动、重演,或是个人故事的描述,在舞台上,米洛.劳从回忆、象征、传统,与神话的观点不停回应历史,于历史与存在经验之间协商。

米洛.劳在取材上总是由历史的观点出发,并时常涉及明确的政经事件,他与团队的研调内容与最后作品却不一定直接相关,目的也不在于呈现事件资讯,而更在于展开象征或记忆层面辐射出的意涵。无论是透过政治行动、重演,或是个人故事的描述,在舞台上,米洛.劳从回忆、象征、传统,与神话的观点不停回应历史,于历史与存在经验之间协商。

米洛.劳是剧场创作者中的异数。一方面,他的剧场作品严谨地进行美学形式上的实验,宛如研究计划逐步进行(因此作品常以系列或三部曲的方式发展,针对一个形式,以多部作品及其内容的不同座标,来辩证舞台呈现与叙事方式的种种可能),他对于选定形式的绝对专注,往往到了挑战观众的程度。另一方面,他与其团队「国际政治谋杀学院」屡屡造访政治势力失控的冲突现场,从卢安达、刚果、俄罗斯到叙利亚,不仅为在制式剧场或艺术节演出的作品进行研调,也包括出版、电影拍摄、研讨会,甚至筹组法庭审讯等直接介入的政治行动;在自家地盘则透过其他方式触碰社会敏感神经,不断激起讨论。

全球写实主义  缩减事实与论述间的巨大差距

他称自己的路径是一种「全球写实主义」:「新的写实主义是一种尝试,试图缩减实际发生的事,与其相关论述之间无比巨大的差距。」仅是抽象谈论人道或再现的美学省思,再也无法面对世界许多角落里,那些整个村落、整个文化被灭绝的事实;而要处里欧洲的当代现实,就必须望向非洲,米洛.劳说。(注1)这解释了他取材的原因,不论是《仇恨电台》、《刚果裁决》还是「欧洲三部曲」,看似发生在远方的暴力,无论是时间或空间上的遥远,皆和欧洲势力从过去到现在对世界的介入息息相关。

虽然在取材上总是由历史的观点出发,并时常涉及明确的政经事件,米洛.劳与团队的研调内容与最后作品却不一定直接相关,目的也不在于呈现事件资讯,而更在于展开象征或记忆层面辐射出的意涵。譬如《莫斯科审判》一开始以遭史达林清算的前苏联政委布哈林一九三七年之审讯为题,主题上与之前《希奥塞古的末日》处理共产主义垮台相承。然而,研调过程中,主题转为三起俄罗斯保守势力于千禧年后审查艺术表达自由之案件,最后的「作品」以邀集正反方(包括部分当事人)实际重审这三起案件进行。又譬如「重演」系列的《希奥塞古的末日》与《仇恨电台》,透过重演的形式,「在今日稠密的意涵中重建过去的事件」。(注2)两个作品都是在事件发生的廿年后创作,米洛.劳透过结合不同层面的素材来源,提炼出历史事件的当代意义,比如对事件的记忆如何被媒体的经典报导画面取代,或是当年的举措如何形塑了现在的脉络。

重演不是重复  对话历史挖掘当下

由此可见在米洛.劳的手里,重演不是重复,处理历史事件不在于为史实背书。他常常引用高达说的,写实主义指的不是某个真实的东西被呈现出来,而是呈现这个动作本身是真实的,包含其实际的冲击、后果与转化。一方面,这意味著对演出当下框架的高度重视:他的作品常配合在具重要历史或政治意义的场所上演,表演者的身分与生平往往也为主题注入新一层次的内涵,譬如《布雷维克的发言》Breivik’s Statement中,二○一一年挪威枪袭事件凶手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法庭发表的极右言论由一位土耳其裔的德国演员读出,并曾在欧洲议会演出;《仇恨电台》由卢安达大屠杀的幸存者演出宣传仇恨思维的播音员,亦曾回到卢安达上演。

另一方面,这样的态度也展现了米洛.劳对于真实的认知,他曾在访问中说到,难道从地心引力的层面分析就可以探讨一个走钢索的人的真实吗?(注3)他的全球写实主义要描写的是「噩梦与希望」、「潜藏与现下的世界」。(注4)由文件与事件构成的历史,和人的记忆运作或存在状态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他的创作致力挖掘的。「真实(realistic)地创作意即将真实从文件(document)的阴影中拉出来,把所谓的现实(actuality)拉到真实与当下存在的光线之中,」米洛.劳说,「如此勒著真实的脖子,逼著它吐出那些关于想像的、乌托邦的、未来的:对我而言这就是真实的艺术。」(注5)无论是透过政治行动、重演,或是个人故事的描述,在舞台上,米洛.劳从回忆、象征、传统,与神话的观点不停回应历史,于历史与存在经验之间协商。

以多层次寓言呈载  舞台上说的不只是故事

米洛.劳往往会找到一个富多层次意涵的寓言(allegory)来承载作品,让特定的个人故事,成为足以映照集体的一种典型(the exemplary),同时不牺牲个人故事的细节。譬如欧洲三部曲之《内战》中本来是由对投入「伊斯兰国」的比利时青年的研究出发,后来虽然在内容上转向演出者个人面对父亲压迫的家庭叙述,但原来由「圣战士」的田调延伸而来,关于儿子的出走和死亡、父亲的压迫,还有信仰等主题,皆能协助挖掘演员个人叙事具政治性和集体寓意的层面。(注6)多层次寓意也包括美学上的,「欧洲三部曲」除了分别由西欧、东欧、欧洲边缘来切入欧洲的故事,在叙事的构成上更依序呼应了契诃夫的市民肖像、莎士比亚的权力争战,和古希腊悲剧中流放的图像这三种剧场史上重要的叙事范式。(注7)在《五篇简易小品》中,亚里斯多德所谓「我们透过模拟(imitation)学习」,成为这个与儿童合作的制作的核心,孩童的学习成长与受制于成人的状态,这些主题同时与五种模拟的表演方式对照,形成对剧场本身的反思。

虽然米洛.劳的作品内容如此精密,但他的实践从不限于舞台作品的铺叠。他挖掘意义生产的不同面向,在团队中常设研究与理论生产的部门,帮助深入无论是议题、行动或美学的意识。同时,政治行动的意义也一直存在,譬如欧洲三部曲之《帝国》中去叙利亚田调的原因之一,便是让其中一位演员终于得以返乡。「有参加记者会然后宣达资讯的记者,也有试图深入挖掘真相的记者。剧场也是如此。我热爱契诃夫和莎士比亚,我热爱导他们的戏,但我就是不想将自己局限在别人写的剧本上。」他在访问中说。(注8)米洛.劳以他独特的方式,与历史对话,找到走向未来的路径。

注:

  1. “Buchenwald, Bukavu, Bochum. Was ist globaler Realismus.” Theater der Zeit, 10/2015.
  2. Interview by Joost Ramaer, “Theater should be a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Milo Rau’s cheerful and non-cynical brand of political drama”,(www.culturebot.org/2014/10/22293/theater-should-be-a-transformative-experience-milo-raus-cheerful-and-non-cynical-brand-of-political-drama/.)
  3. Die Enthüllung des Realen, Theater der Zeit.
  4. 参见注1。
  5. 同上。
  6. “Es gibt in meinen Projekten kein als-ob”, Global Realismus, Verbrecher Verlag, p.59-60.
  7. 《帝国》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Kunstenfestivaldesarts之演出节目册(www.kfda.be/assets/4551)。
  8. 参见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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