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问：两位一直都是乐于拥抱新事物、敢于创新的人，是什么样的成长背景，让你们拥有这样具开创性的思维？

耿一伟（以下简称耿）：我小时候在花莲由外婆带大，家里开杂货店，从小就不太守规矩，还会偷开酒来喝。我舅舅大我十几岁，在我念小学的时候，他正好在当兵，书柜留下一堆书，都是大人的书。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心理学家多湖辉写的一系列「头脑体操」相关书籍。多湖辉是 1970 年代谈创意思考的大师，我常常在想，是不是那时读的那些书对我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在花莲这样的小城成长，环境中没有太多刺激，它好像有些什么，但又有某种程度的贫乏；而正是这样的贫乏，让我们必须用力发挥想像力，尝试碰触到一些东西，哪怕不是真实的。我那时常常到海边玩沙，看著海发呆乱想。波特莱尔说：「天才正是有意识地保有童年。」好奇心和童年记忆非常相关，保有一颗童稚的心是重要的。现在想一想，玩沙、冒险、受伤⋯⋯这些童年经验都很有趣。

唐凤（以下简称唐）：好奇心跟保持开放的心态有关。如果你带有目的抵达一个地方，好比说为了买饭团而到便利商店，那么就很难有思考的余裕，很难意识到货架上有什么、标签如何黏贴、陈列是否改变等等。

所以，我非常同意耿老师讲的，像是看海、玩沙⋯⋯玩沙能满足什么功能性，我一个都想不出来，但它的可能性无穷无尽。这个时候就比较看得出「常有欲」和「常无欲」的差别。有些大自然的环境相对安全，如果小孩在其中得以有探索的空间，便有可能养成保持好奇心的习惯；相对地，如果任何事情都像自动贩卖机一样，按了一个选项之后马上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反而不会让人好奇事物的运作逻辑，以及其他的可能性。

我小时候也有玩沙，这是共通的经验。我爸在老梅的铭明德一村长大，我们都会去那边玩沙。因为我有先天性心脏病，没办法从事太剧烈的肢体运动，所以看海、玩沙刚刚好，或者只能在比较浅的地方稍微游泳。我也觉得这对于创新精神的养成真的很有帮助。

另外也是身体的关系，即使我住在台北，总感觉外面那个快节奏的世界与我没什么关系。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家，看那些我爸买了但还来不及看的书；不过，因为是「大人的书」，其实我看不懂，但我也没别的东西可看。当然小孩的书也会看，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即使我看不懂那些「大人的书」，但我可以查字典，可以凭空想像。这时，书中的符号就是一种代偿，我没办法真的出门，但看书就好像让我去了那些地方一样。尽管后来发现想像和真实不大一样，想像总是比较有趣，就像《魔戒》拍成电影之后，没有读小说时那样精彩。

耿：这我想起一个也非常关键的经验。在那个古早的年代，台湾还有所谓的「捡戏尾」，也就是，电影院在散场前十分钟，门锁会先打开；我们一群小孩子就会先准备好，冲进去看最后那十分钟。结尾让我们开始想像整部片，什么样的开头、什么样的过程才造成这样的结局，想著想著，一整晚都不用睡了。

这就像一种精神上的肌肉练习，小时候习惯之后，就会维持比较久。台湾传统知识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是训练学生找答案，而不是问问题。可是在社会里面，你得有能力创造问题，再寻找答案。很多成绩很好的人才，在求学过程中习惯不断回答答案，这其实是一种对于创造力的伤害。

唐：过去的教育不鼓励大家当「问题学生」，但其实问题学生才有创造力。

耿：而且在台湾，很多人会把数学、科学不好的学生划分到最边缘，但我认为，艺术和科学同样需要创造力，而创造力大多来自犯错经验的积累。因此，艺术和科学之间并没有离那么远。

唐：所以现在国外，包含台湾新课纲，都有「STEAM」这样的概念，也就是把科学（Science）、 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以及数学（Math）连在一起讲。背后的原因无非是，「主动」创作艺术的心智过程，与其他几项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唯有在「被动」的状态下，才会觉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