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从你的个人经验来看,疫情为表演艺术带来何种彻底且长远的影响?
A:我在泰国看到的,是疫情突显社会的「不公平」。这些问题始终存在,但是疫情让问题被看见,人们也开始对此有感。人们对于「对话」产生迫切渴望,后续引发2020年底、甚至一路至2021年的街头运动。现在街头运动比较少了,但诸如此类关于对话与争论、挑战与挑衅的精神,已经影响了整个泰国社会。剧场自然也未自外于这股社会氛围,不少剧场创作者甚至站到最前线来回应社会议题。
疫情之前没人想要谈论政治,没人想被称为「关注政治的剧场团体」,大家都想要避开「政治」的标签,但现在每个人都在谈政治。你不谈政治,别人还会觉得你很奇怪,为什么毫不关心这么切身的议题。这是很明显的改变。我想大家可能终于意识到,政治可以影响个人生活非常细微的层面,政府每个决定都和我们息息相关。
另一个我所观察到的转变(应该算是正向转变),是人们来到剧场不再因为喜爱剧场,而是为了寻求对话。正如我先前所说,泰国社会出现某种对于「对话」的强烈渴望,于是人们来看戏不只是为了看戏,还为了要参与对话(可以是性别、后人类或是障碍艺术等主题)——即便是在心里与自己对话。我很喜欢这种转变,意味著观众组成更多元。大概也有一些从前的剧场观众,经过疫情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吧。不过我们现在也有了新的观众。
Q:有什么持续至今的负面影响吗?
A:我们的展演空间消失了。毕竟疫情对经济打击很大,过往提供给艺术家长期发展、创作展演的空间,很难继续经营下去。这也影响了作品的质地,以及艺术社群彼此之间的连结。以前在几个实体艺术空间,大家可能随时会经过别人的工作室、排练场,自然而然询问彼此最近在干么、进行什么样的创作。现在感觉社群连结变得薄弱,一切变得很分散。同样的分散感也存在于世代之间,好像出现一个「失落的艺术家/学生世代」。前几年疫情期间,艺术活动暂停,创作的积累与延续性也因而中断,年轻一辈的创作者开始搞不清楚5年前、10年前别人做过些什么,还很兴奋地以为自己做的都是新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断裂感,过往的累积就这样中断了。
身为策展人,我自己另外有个观察:年轻一辈的创作者不再像从前有机会待在某个剧团或团队,进行长时间的技艺磨练,产生创作的累积。我不是说他们的作品不好,只是要成为优秀艺术家,的确需要长时间酝酿。社会型态转变,让年轻艺术家没办法更深入探究创作,我个人觉得有点可惜。
Q:这是社会的影响,还是个人选择不愿投入时间呢?
A:我想这也是鸡生蛋、蛋生鸡。创作生态不能够支撑长时间训练,也不鼓励大家投注长期心力,创作者自然也就没有这样的需求与意愿。就算有人想要朝这方向努力,也可能遭逢环境阻碍而打退堂鼓。我们这辈或许还受益于社群连结建立的支持体系……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但我真的觉得现在一切愈来愈零碎分散。这可能也是因为我经历过从前的时光,所以现在会有这些感叹。我其实也好奇年轻创作者究竟是怎么想的。
Q:提到时间,我们如今对于时间的感知也变得零碎,剧场如何抗拒或抵挡这件事?
A:剧场本身就是时间艺术,也应该继续维持这项特质。我们在剧场里能真正感受到时间的存在,几乎像是「被迫」脱离外面的世界,能真正集中心力关注于当下。所谓当下不是那种片段短暂的当下,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已经失去的、更久更长的「当下」。我认为如果剧场能够帮助我们在各方面(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等)更珍惜时间的价值,那这应该也是件好事吧?剧场不应该被潮流所影响,而必须坚守自身价值,并且尽可能发挥影响力。毕竟在所有艺术形式里面,大概也只有表演艺术有这样的能力。
Q:既然如此,你对年轻制作人有什么建议呢?以帮助他们面对快速改变的社会与创作生态。
A:保持开放心态,适应环境,同时又要精准。就像阴阳调和一样,要知道何时该柔软,何时该坚定。知道何时该隐身——也知道有些时候让自己不被看见,并不会减损自身价值。
莎莎宾.希芮旺吉(Sasapin Siriwanij)
2018 年起担任曼谷国际表演艺术会议(BIPAM)艺术总监,泰国表演艺术网络制作人(POTPAN)的联合创始人,并作为独立戏剧艺术家和国际巡演制作人,特别是与For What Theatre和Wichaya Artamat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