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Q：从你的个人经验来看，疫情为表演艺术带来何种彻底且长远的影响？无论国际或在地，正面或负面。 

A：我想疫情让我们更关注「在地」议题与社群。毕竟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所能施与的影响力，全都局限于周遭邻里。这对我来说是很正面的，在地社群变得重要无比，我们也开始倾听彼此的故事。我同时想到我在「伯斯艺术节」（Perth Festival）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从柏林邀来一出非常精采的歌剧作品，一路从伯斯巡演到阿德雷德、纽西兰，整个团队有128人。现在回想，当我们此刻对日渐严峻的气候议题有更多意识后，也开始省思这类大型巡演的真正意义与必要性。

回到这个问题，疫情迫使我们思考国际移动与限制，也有愈来愈多艺术家开始研究如何创作「概念」，并带著「概念」进行国际巡演。像里米尼纪录剧团这样的团队，便相当擅长设定概念后，在不同的城市因地制宜演出。

这件事也延伸到社群参与与共同创作。以我曾经邀展的《Museum Of Water》为例（原初版本是在伦敦启动），计划目的是邀请大家用容器盛装液体带到展览现场，分享关于这些液体的故事。举例来说，大家提到水通常会觉得是蓝色的，但对澳洲原住民来说，可能会因为地形地貌不同、抑或水资源的稀缺，而出现不同颜色；有时，「水」也会带来精神层面的连结。让大家述说自己的故事，似乎已成为近年创作计划的重要路线。观众不再满足于走进剧场，看完演出鼓掌叫好，而期待能有更深的连结与参与。这或许也是疫情进一步深化的影响，让人们更渴望交流连结。艺术节存在的意义，正是要探索艺术创作如何促成彼此理解。不过，巡演有时也和环境考量相违背（意指能源消耗）。我们到底该如何在深入接触与减少移动消耗之间取得平衡？我想大概没人有答案。

Q：社群参与和共同创作是否也影响了组织结构？ 

A：我会说这是近年另一趋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艺术节或场馆总仰赖艺术总监全权决定，维系由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但这套做法现在行不通了。人们愈来愈重视合作与集体决策，品味也不再是一人说了算。比如伯斯艺术节与雪梨歌剧院，现在也都有原住民策展人专门负责原住民创作的邀演与委制。我相信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转变。

Q：就你看来，表演艺术今日面临的最大挑战为何？

A：我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我们如何在分享创作的同时，又能尽到自已的责任，且彼此关照。我认为「关照」（care）会是表演艺术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如何关照他人、关照环境，如何照顾观众、提供安全的创作环境，让大家能安心地分享故事。这概念新吗？我不确定。但我相信这会是未来的责任。过去你走进剧场、面对一些可能触发创伤经验的作品，是不会有人预先警告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必须更照顾团队彼此，也必须照顾观众心理。互相尊重是很重要的。

Q：矛盾的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受苦」才能创造伟大艺术。

A：这让我想到有次我在「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Kunstenfestivaldesarts）看到米洛．劳（Milo Rau）关于虐童、杀童的《五件简单作品》（Five Easy Pieces），这大概是我这辈子看过最精采的作品之一，取材自真实新闻事件，态度挑衅，结构巧妙，带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毛骨悚然，却又不失人性。

但我心里实在过不去，没办法就这样决定邀演这出戏。想到台上才8岁的女演员／小女孩，她甚至光著身子说故事——这样的演出经验会为她造成什么影响？10年、20年后会不会是另一种创伤经验？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又要怎么面对他人可能的质问？我和当时阿德雷德艺术节的各组同事讨论此事，他们心中也有同样的疑问。最后，我们共同决议不邀演这出戏。即便作品再好，我还是会质疑它对小演员造成的影响。

我想这也回应了你最一开始的提问。如今艺术生态最大的改变，是创作与价值必须携手前进，没有孰先孰后这回事。制作人在行政、财政事项之外，也必须时刻探问：「说故事的是谁？这样说／做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