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Q：从你的个人经验来看，疫情为表演艺术带来何种彻底且长远的影响？无论国际或在地，正面或负面。

A：过去我们谈的多半是国际关系，但疫情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全球」与「在地」之间关系。当边境封锁，我们不再能带著自己的艺术家出国、或是邀请海外艺术家过来，也就只能关上门看看这里还有谁。会不会有什么优秀的创作者，就在100公尺外的地方？这对我们双方，都可以是很好的机会。此外，这其实是全球现象，不管是沙乌地阿拉伯、美国、法国或是台湾，「在地」都愈来愈受重视。这是疫情带来的正面影响之一。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在地社群不再觉得自外于国际。

至于负面影响，就我感受到的而言，是疫情期间造成的经济冲击，让不少创作者开始陷入生存焦虑，较以往更不愿意冒险。我想这应该也是另一种全球现象。此外，疫情期间全世界都陷入了某种道德危机，伴随而来的是被搬上台面的种族、性别与贫穷议题。我认为这也是件好事，让我们能停下脚步，重新省思这一切，思考身而为人的意义。

但我真正担忧的是，现在似乎有种倾向，让艺术所传递的讯息，大过了「艺术」本身。我相信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也会潜意识传递著关于其时代之讯息，谈论关于边缘、不公或忽视等议题。但他们并不是直接了当说出口。比如阿喀郎．汗的《异乡人》（Xenos），用战争述说士兵在哪里都没有归属感的故事；又或如碧娜．鲍许（Pina Bausch）总是关注人与人关系的暴力与张力，但同样是透过另一个叙事主题来表现。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似乎被「想要让社会变好」的需求与企图带著走，艺术创作则成了社会议题的传声筒，而不再如过往能以其暧昧不明的表现，带出种种微妙的冲突与反思、挑衅与质疑。艺术，难道不该是要赋予我们不一样的眼光吗？现在却只是重述你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

Q：就你看来，表演艺术今日面临的最大挑战为何？ 

A：现在这个时代充满太多令人分心的事物了，我们在剧场必须重新创造「仪式」体验，让去看戏、接触艺术成为一种仪式。另外，我们也需要学习如何辨识出那些真正有才华的创作者，让提供资源者敞开心胸，赋予他们完全的创作空间。我们在「民主」信念下，倾向让人人都分到一小块面包；但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给某些人更大块的面包。假以时日，他们会带给我们更多——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好好照料、耐心等候这一切发生。

Q：今日亚洲的年轻制作人需要具备什么能力？你给他们的建议会是什么？

A：我想有些情况应该全球皆然，所以我就不特别针对亚洲制作人来说。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必须要让制作人更能展现他们的创造力，而不单纯只是为他人创作服务而已（这往往是现在的情况）。我们甚至不该用「创意制作人」来称呼，因为「制作人」这词本身就涵盖了「创造」层面。制作人必须要有远见、敢于冒险、有自我意识、明白意图，知道该往哪里去、为什么要往那里去，更要知道该放弃什么。你知道吗？「做决定」在拉丁文意味著「放弃」。当你想要某件事时，你必须要放弃其他的东西。你不可能什么都要有。所以制作人也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帮助你正确判断。

美国诗人马雅．安杰洛（Maya Angelou）曾说过「人类最首要的美德是勇气」。你一旦有了勇气，其他美德便会接连出现。所以我会说勇气和视野很重要，你不该被眼前的需求所限制。和聪明的人一起工作，别把自己当作团队里最聪明的人。聪明的人，会激发你的聪明才智。还有要有耐心。

Q：但有时制作人能否展现这些能力，是否也受限于艺术生态与创作环境？

A：没错，但制作人不该等环境「准备好」。制作人才应该是预备自己以启动改变的人，必须自己勇敢跨出那一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遇见阿喀郎时，我刚从舞者的身分退下来，小孩也才6个月大，而他只是个负债的学生。但我当下跟从直觉，卖掉房子投资他的舞蹈事业。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未来」。如果当年我被动地等待环境改变，那么现在也不会有这样的阿喀郎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