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Q：从你的个人经验来看，疫情为表演艺术带来何种彻底且长远的影响？

A：疫情一开始的冲击，当然是实体展演变得不可行，但后来随著线上会议等技术快速发展，我们也就这样适应了。以我自己经验来看，那几年其实也完成蛮多计划。我参与的计划大都是独立进行，不属于任何机构，所能支配的资源也较少；但在疫情之下，所有人面临的状况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必须接受展演空间从实体到线上的转变。众人有了这样的需求，技术也因此迅速到位，反而让我们得以用较少资源，节省旅费、场租与人事费，依然能实践同样的美学与创作理念。

国际连结也借由虚拟空间消除距离，反而能够更频繁见面。比如去年我参与MoCA TAIPEI（台北当代艺术馆）展览《非游记》，在两年前刚开始进行时，原设定让台湾艺术家去泰国、泰国艺术家来台湾做田野，因为疫情而无法成行，所有讨论与研究必须转战网路进行，包括资料存取与交换，也都要汇集在线上共同空间，所有东西也得转换为数位档案。这两年间，台湾团队和泰国策展人固定每两周进行一次工作坊讨论；相较过去为了配合大家行程，往往都是一周之内密集完成工作，长期而规律的见面似乎产生另一种更彻底的成效。此外，我们也更能关注当下发生的即时事件。比如那两年刚好是泰国学运最蓬勃发展时，很多当下事件都能透过线上会议传递交流。我觉得这样的远距工作，的确是可以好好发展的。

Q：疫情期间出现的这些契机，有什么是在疫后时代还延续的吗？

A：现在似乎更常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这次两厅院的ACPC制作人工作坊也是如此，前期先和制作人、其他导师们开会讨论，等到见面时已有一定沟通与共识。我们已经非常擅长运用网路沟通的工具，很多时候可以不用等到现场见面才从零开始；但当然实体见面也有自己的优势，「现场」是不能被取代的。

疫情期间我们也做过跨两地的音乐节现场演出，和泰国东北部的某间大学合作，在当地现场演出（无观众），跨国直播，除了台湾、泰国的观众，还吸引了柏林、加拿大的观众跨时区线上观看。很有趣的是，过往我们音乐节的观众有地理距离的限制，那次反而因为结合线上展演，可以吸引到更多元的观众。不过在疫情后，要继续吸引跨国观众线上观赏，似乎还需要发展出另一套售票机制。

除此之外，疫情之后节目似乎都塞车了，不只表演艺术，还有纪录片、电影。某方面而言台湾观众真的很幸运，但对策展人、制作人来说就有点辛苦了。我想台湾整体观众基数还是不够，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比如用低票价吸引年轻观众等。

Q：就你个人观察而言，表演艺术在当代亚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为何？

A：我没办法代表全亚洲，倒是从ACPC制作人工作坊的提案来看（来自日本最多，另外还有韩国、泰国、新加坡与台湾），大家还是多倾向关注资金问题。这在台湾当然也是如此。但每个国家因为文化政策、政治情势不同，面对的困难也不一样，比如东南亚国家在烦恼资金之际，也得应对审查制度（censorship）的挑战。这两者之间是很有关联的，什么话能说、不能说，也牵涉到能不能获得国家资源支持——至少我在泰国的经验是如此，不过泰国艺术家也有部分资源来自外使馆、国际基金会、NGO组织等。这和台湾的情况比较不一样。

Q：你对年轻制作人、策展人有什么建议，以帮助他们面对快速改变的社会与创作生态？

A：制作人、策展人面对的工作其实不太一样，从我的策展人经验分享，不管外在世界怎么改变，我认为扎实的田野工作、前期基础研究，始终都是非常必要的；另一关键则是要转译你所取得的研究资料与知识。我其实也一直在学习。

至于现在时代最大的变动挑战，应该会是网路与数位科技。其实我没有社交媒体，我认为这会阻碍思考的连贯性；但身为策展人，需要很多时间组织想法，借由艺术表现思想。相较于网路取得的破碎资讯（即便的确很便利），阅读反而才是更重要的训练。

最后，我想交朋友也很重要。我很幸运能有许多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朋友，能就思想与知识相互刺激。这也是难以被社群媒体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