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在九月訪台演出的《共同境地》，找了五位在前南斯拉夫種族相殘下劫後餘生、後在柏林安身立命的演員，讓戰爭的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後人，一同回到故鄉，尋找共同的歷史記憶。身為以色列人、定居德國創作的導演雅葉．洛能，為什麼選擇這個與她出身背景距離遙遠的題材？趁此機會，本刊專訪這位當紅導演，請她一談其劇場創作理念與《共同境地》的工作過程。
Q：哪些人對您的戲劇風格與手法有深遠的影響呢？
A：我出生在戲劇家庭，對我影響最深的是我父親，還有其他的以色列導演，也將我帶向政治劇場的道路。當我小時候，讀彼得．布魯克的書也給我極深的印象，因此，不斷處於進行式的工作方式，以及政治劇場的概念總是十分吸引著我。
Q：為何您偏愛自傳體的記錄手法來敘述故事呢？
A：其實，我並沒有老是做記錄性戲劇，不過，最近這幾年，我發現讓我最感興趣的是，在這當中探索真實與虛幻之間的界線。當你不知道你在舞台上所看到的，到底是真的，還是虛構的時候，我覺得這時，劇場才比較能夠證實它的存在價值，尤其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電視、電影比劇場更會說故事的世界，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接觸，觀眾的感覺與在舞台上某些人的交匯，就變得更重要。因此，我認為，這是個能夠真正去處理何幻何真問題的強大工具。近來，這類手法在電視也開始風行，我很喜歡。其實在九○年代Garry Shandling與Larry David（美國喜劇演員）就開始做一系列這類的喜劇，讓你分不清，是真實記錄，還是做戲，不知道有多少成分是演出者真實的自己，這對我特別有吸引力。
Q：九○年代的南斯拉夫戰爭已是過去式了，又跟以色列、與你個人的背景毫不相干，是什麼驅使你選做這個題材呢？
A：自從我做了很多與我個人背景相關、探索對立群體之間文化衝突的戲之後，我想要將這個構思延伸到我個人背景以外的地方。我認為，南斯拉夫戰爭屬於近代戰爭中最暴力的一個。它才一終結，人們就馬上停止討論它，也不再意識到它曾發生過。尤其，在討論戰爭與難民的現下，我們想去審視，對經歷過一場毀滅性戰爭的人而言，淪為難民意味著什麼呢？即使劫後餘生多年，什麼是他們到現在還背負的傷口與包袱呢？
Q：為何捨中東難民，而訴諸前南斯拉夫的難民呢？
A：當我們開始這個計畫時，中東難民肯定不是個話題，因為它是個老問題。但對我而言，由於我的背景，難民一直都是關係重大的題材。我認為，它是個十分有趣的測試案例（test case），因為，前南斯拉夫的移民在柏林是第二大移民團體，僅次於土耳其，對柏林有一定的影響力，與此同時，人們卻沒全然意識到他們自己所承載的故事，當初戰爭對立的兩方在柏林比鄰而居，這意味著什麼呢？我想去探察一場強行分開種族的措施會導致什麼下場，對我而言，這個例子特別重要，因為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中，類似這樣的解決方案不斷地被提出。我想看看，這個國家在這過程中失去了什麼，又得到了什麼，多年後回到祖國，面對同樣的種族衝突，又會有什麼感覺。全世界的人都以為這場戰爭已經結束，然而，對生活在那裡的人而言，戰爭不過是轉移到人們的腦袋裡罷了！緊張的局勢與問題，並沒有因為被強迫簽下的和平條約而消失。
Q：您只探究戰爭的後果，不探究戰爭的原因嗎？
A：不，因為探究戰爭的原因會讓你捲入一堆政治問題，而每個人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你遇到愈多專家，就會聽到愈多不同的版本，解釋這是什麼戰爭、誰先開始的等等，為了避免踩到地雷、或被人利用做政治宣傳工具，我們壓根兒沒去碰這個問題。
Q：在七個演員當中，有五個是前南斯拉夫的難民，然而，除了Vernessa以外，四位演員當時年紀都還小，根本不記得這場戰爭，或者說，沒有真正經歷到，為何您不找真正的時代目擊者呢？
A：這對我們並不重要，因為我們的焦點是放在戰爭的餘波，而不是為戰爭做任何見證。這齣戲要問的，淪為難民意味著什麼？我的意思是，他們當初都還是孩子，但他們的人生受到戰爭的衝擊。有趣的是，當你初次看到他們，聽他們說話時，你根本認不出他們是有移民背景的，他們完全融入了德國的社會，成了道道地地的德國人，你可將他們視為難民受同化的最佳典範。即便如此，他們身上依舊背負著這段歷史。儘管，在戰後他們完全脫離了政治宣傳的影響，但當他們回到波西米亞時，卻發現當初被灌輸的政治目的與政治敘述，早已經成了他們的一部分，使他們陷入很有趣的內在衝突，得不斷自問，這到底是不是我的故事？我認為，他們比較能夠跟德國觀眾接軌，因為他們看起來是完美的德國人，卻偏偏有不為人知的故事。
Q：您與演員一同去了波西米亞做了尋根之旅，為何這五天的旅程是必要的呢？
A：它並沒必要，但我們想，這會是個好的開始，讓演員能夠比較容易進入狀況。當我們出發時，我們只知道主題是什麼，根本沒有想到要把它放到戲裡去。後來，我覺得這趟旅程張力十足，又有很多有趣的事發生，才想說，不如把這齣戲做成是這趟旅程的記錄。所以，原本的構想其實只是把它當背景之旅而已。
Q：在這齣戲裡，有兩位演員，一個來自以色列，另一個是德國人，他們跟這個主題、背景並不相干，為何還是請他們加入演出呢？
A：這有兩個因素，在之前關於巴勒斯坦、以色列與德國的《第三代》一劇中，這兩位演員就跟我合作過了，我很喜歡他們，同時我想，加入局外人的視角，會更有意思，尤其他們的背景，可以與其他人共同分享血腥悲劇的歷史。借此可以挑起有趣的共鳴，去看戰爭在記憶中所留下的烙印，誰是犧牲者，誰是始作俑者？讓整個討論提升到另一個層次上。
Q：當時德國與北約組織越過聯合國安理會，擅自打著「和平出兵」（peacekeeping operation）的旗幟武力介入，在德國受到強烈的抨擊，我很納悶，為何這麼重大的話題被排除在外呢？
A：在這趟旅程中，我們的確也很熱烈地討論了這個話題。我們並沒有把它全然排除在外，透過Aleksandar Radenković 的故事，我們提了兩次，就是當他賽爾維亞族的家人在北約的空襲下被炸死的時候，他人在德國，並且完全接收了德國媒體將自己族人描繪成殺人魔的刻板印象。就這兩點，我們決定放入戲裡。但我要說的是，伴隨戰爭而來的政治議題是無止盡的。對我們而言，只有涉及當事人的自傳與個人的視角，才有重要性。因為我們無意做政治回顧，看當時有什麼重要議題，而是去看在人們的記憶中，還承載著什麼樣的歷史包袱。
Q：我之所以會有此問，是因為德國演員在戲中，居然沒有觸碰這個議題，完全置身事外，宛如德國跟科索沃戰爭無關似的。不過，賽爾維亞族演員Aleksandar讓我最驚異的一點是，他明明是無辜的，卻覺得自己有罪，有罪惡感似乎不需要有犯罪的事實，您在此探索的是劇場能夠勾起什麼無緣由的感覺，還是想模糊掉犧牲者與犯罪者之間的界線？
A：我想，他的感覺是很真實的，這趟旅程讓Aleksandar覺得自己要接受一段他並沒有參與的歷史故事，要有罪惡感。我想這點很能讓德國觀眾產生共鳴，納粹大屠殺（Holocaust）之後的德國第二代人，還會有罪惡感，但到第三代就很少了。這是我們在《第三代》一劇中已經探討過的，但我想，在這齣戲裡再提一次，還是會很有意思的。
Q：您的戲充滿幽默與感性，令人感動不已，德國媒體多讚不絕口，聲稱有心理治療作用，治療的對象是誰呢？
A：心理層面自然針對的是演員，在某種程度上，我努力為演員創造一個治療過程。而我們從中學到的是，當它在演員身上生效的時候，也會在觀眾身上奏效。
Q：您總是選爆炸性的政治或文化衝突為題材，然而，您曾表示，自己不是個行動主義者，既然如此，您有意圖在政治上做出什麼貢獻嗎？像是和事佬或和平天使之類的？
A：不，我不想欺騙自己說，做政治劇場就可以起到什麼效應。但我想在小範圍裡，也就是我所合作的小團隊中，衝突是能夠被化解掉的，戲劇有它神奇的魔力，而這種訴諸感情的效果也會感染到看戲的觀眾，然而要說對真實生活能夠起到直接的影響，我不知道，也無法估量。有些人會說，會改變某些意識，但我很懷疑，不是說這不會發生，只是我是個切實際的人。
Q：您的《共同境地》即將到台灣演出，未來您是否有興趣與任何的亞洲演員或劇團合作呢？
A：我會十分興奮的！當我的《第三代》在東京演出時，我很驚訝，為何他們會對這個關於巴勒斯坦、以色列與德國的自傳體題材感興趣，然後，當中有人跟我說：「因為，它跟我們與中國人及韓國人的關係非常相像。」我得說，我至今只去過一次日本，一次韓國，對那邊的政治局勢我也只有從報紙上得知。我強烈地感覺到，在遠東那是另一個與歐洲平行發展的文化與歷史，這打破了我西方人的文化中心思想。我倒不是真的是視自己為世界中心的歐洲人，但我們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太大，因此，當我發現在那兒並不是每個人都跟我們有同樣的文化經歷與認知時，我才意識到我們對亞洲的文化、歷史與政治，是多麼的無知！譬如，我對中國、韓國與日本的文化三角關係，所知甚少，我覺得這是個十分有趣的題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