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雅葉.洛能
導演雅葉.洛能(2016臺北藝術節 提供)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當真實成為劇場,當流離搬上舞台/人物專訪

專訪《共同境地》導演 雅葉.洛能 在劇場中探索真實與虛幻的界線

即將在九月訪台演出的《共同境地》,找了五位在前南斯拉夫種族相殘下劫後餘生、後在柏林安身立命的演員,讓戰爭的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後人,一同回到故鄉,尋找共同的歷史記憶。身為以色列人、定居德國創作的導演雅葉.洛能,為什麼選擇這個與她出身背景距離遙遠的題材?趁此機會,本刊專訪這位當紅導演,請她一談其劇場創作理念與《共同境地》的工作過程。

文字|林冠吾、臺北藝術節
第283期 / 2016年07月號

即將在九月訪台演出的《共同境地》,找了五位在前南斯拉夫種族相殘下劫後餘生、後在柏林安身立命的演員,讓戰爭的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後人,一同回到故鄉,尋找共同的歷史記憶。身為以色列人、定居德國創作的導演雅葉.洛能,為什麼選擇這個與她出身背景距離遙遠的題材?趁此機會,本刊專訪這位當紅導演,請她一談其劇場創作理念與《共同境地》的工作過程。

Q:哪些人對您的戲劇風格與手法有深遠的影響呢?

A我出生在戲劇家庭,對我影響最深的是我父親,還有其他的以色列導演,也將我帶向政治劇場的道路。當我小時候,讀彼得.布魯克的書也給我極深的印象,因此,不斷處於進行式的工作方式,以及政治劇場的概念總是十分吸引著我。

Q:為何您偏愛自傳體的記錄手法來敘述故事呢?

A其實,我並沒有老是做記錄性戲劇,不過,最近這幾年,我發現讓我最感興趣的是,在這當中探索真實與虛幻之間的界線。當你不知道你在舞台上所看到的,到底是真的,還是虛構的時候,我覺得這時,劇場才比較能夠證實它的存在價值,尤其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電視、電影比劇場更會說故事的世界,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接觸,觀眾的感覺與在舞台上某些人的交匯,就變得更重要。因此,我認為,這是個能夠真正去處理何幻何真問題的強大工具。近來,這類手法在電視也開始風行,我很喜歡。其實在九○年代Garry Shandling與Larry David(美國喜劇演員)就開始做一系列這類的喜劇,讓你分不清,是真實記錄,還是做戲,不知道有多少成分是演出者真實的自己,這對我特別有吸引力。

Q:九○年代的南斯拉夫戰爭已是過去式了,又跟以色列、與你個人的背景毫不相干,是什麼驅使你選做這個題材呢?

A自從我做了很多與我個人背景相關、探索對立群體之間文化衝突的戲之後,我想要將這個構思延伸到我個人背景以外的地方。我認為,南斯拉夫戰爭屬於近代戰爭中最暴力的一個。它才一終結,人們就馬上停止討論它,也不再意識到它曾發生過。尤其,在討論戰爭與難民的現下,我們想去審視,對經歷過一場毀滅性戰爭的人而言,淪為難民意味著什麼呢?即使劫後餘生多年,什麼是他們到現在還背負的傷口與包袱呢?

Q:為何捨中東難民,而訴諸前南斯拉夫的難民呢?

A當我們開始這個計畫時,中東難民肯定不是個話題,因為它是個老問題。但對我而言,由於我的背景,難民一直都是關係重大的題材。我認為,它是個十分有趣的測試案例(test case),因為,前南斯拉夫的移民在柏林是第二大移民團體,僅次於土耳其,對柏林有一定的影響力,與此同時,人們卻沒全然意識到他們自己所承載的故事,當初戰爭對立的兩方在柏林比鄰而居,這意味著什麼呢?我想去探察一場強行分開種族的措施會導致什麼下場,對我而言,這個例子特別重要,因為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中,類似這樣的解決方案不斷地被提出。我想看看,這個國家在這過程中失去了什麼,又得到了什麼,多年後回到祖國,面對同樣的種族衝突,又會有什麼感覺。全世界的人都以為這場戰爭已經結束,然而,對生活在那裡的人而言,戰爭不過是轉移到人們的腦袋裡罷了!緊張的局勢與問題,並沒有因為被強迫簽下的和平條約而消失。

Q:您只探究戰爭的後果,不探究戰爭的原因嗎?

A不,因為探究戰爭的原因會讓你捲入一堆政治問題,而每個人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你遇到愈多專家,就會聽到愈多不同的版本,解釋這是什麼戰爭、誰先開始的等等,為了避免踩到地雷、或被人利用做政治宣傳工具,我們壓根兒沒去碰這個問題。

Q:在七個演員當中,有五個是前南斯拉夫的難民,然而,除了Vernessa以外,四位演員當時年紀都還小,根本不記得這場戰爭,或者說,沒有真正經歷到,為何您不找真正的時代目擊者呢?

A這對我們並不重要,因為我們的焦點是放在戰爭的餘波,而不是為戰爭做任何見證。這齣戲要問的,淪為難民意味著什麼?我的意思是,他們當初都還是孩子,但他們的人生受到戰爭的衝擊。有趣的是,當你初次看到他們,聽他們說話時,你根本認不出他們是有移民背景的,他們完全融入了德國的社會,成了道道地地的德國人,你可將他們視為難民受同化的最佳典範。即便如此,他們身上依舊背負著這段歷史。儘管,在戰後他們完全脫離了政治宣傳的影響,但當他們回到波西米亞時,卻發現當初被灌輸的政治目的與政治敘述,早已經成了他們的一部分,使他們陷入很有趣的內在衝突,得不斷自問,這到底是不是我的故事?我認為,他們比較能夠跟德國觀眾接軌,因為他們看起來是完美的德國人,卻偏偏有不為人知的故事。

Q:您與演員一同去了波西米亞做了尋根之旅,為何這五天的旅程是必要的呢?

A它並沒必要,但我們想,這會是個好的開始,讓演員能夠比較容易進入狀況。當我們出發時,我們只知道主題是什麼,根本沒有想到要把它放到戲裡去。後來,我覺得這趟旅程張力十足,又有很多有趣的事發生,才想說,不如把這齣戲做成是這趟旅程的記錄。所以,原本的構想其實只是把它當背景之旅而已。

Q:在這齣戲裡,有兩位演員,一個來自以色列,另一個是德國人,他們跟這個主題、背景並不相干,為何還是請他們加入演出呢?

A這有兩個因素,在之前關於巴勒斯坦、以色列與德國的《第三代》一劇中,這兩位演員就跟我合作過了,我很喜歡他們,同時我想,加入局外人的視角,會更有意思,尤其他們的背景,可以與其他人共同分享血腥悲劇的歷史。借此可以挑起有趣的共鳴,去看戰爭在記憶中所留下的烙印,誰是犧牲者,誰是始作俑者?讓整個討論提升到另一個層次上。

Q:當時德國與北約組織越過聯合國安理會,擅自打著「和平出兵」(peacekeeping operation)的旗幟武力介入,在德國受到強烈的抨擊,我很納悶,為何這麼重大的話題被排除在外呢?

A在這趟旅程中,我們的確也很熱烈地討論了這個話題。我們並沒有把它全然排除在外,透過Aleksandar Radenković 的故事,我們提了兩次,就是當他賽爾維亞族的家人在北約的空襲下被炸死的時候,他人在德國,並且完全接收了德國媒體將自己族人描繪成殺人魔的刻板印象。就這兩點,我們決定放入戲裡。但我要說的是,伴隨戰爭而來的政治議題是無止盡的。對我們而言,只有涉及當事人的自傳與個人的視角,才有重要性。因為我們無意做政治回顧,看當時有什麼重要議題,而是去看在人們的記憶中,還承載著什麼樣的歷史包袱。

Q:我之所以會有此問,是因為德國演員在戲中,居然沒有觸碰這個議題,完全置身事外,宛如德國跟科索沃戰爭無關似的。不過,賽爾維亞族演員Aleksandar讓我最驚異的一點是,他明明是無辜的,卻覺得自己有罪,有罪惡感似乎不需要有犯罪的事實,您在此探索的是劇場能夠勾起什麼無緣由的感覺,還是想模糊掉犧牲者與犯罪者之間的界線?

A我想,他的感覺是很真實的,這趟旅程讓Aleksandar覺得自己要接受一段他並沒有參與的歷史故事,要有罪惡感。我想這點很能讓德國觀眾產生共鳴,納粹大屠殺(Holocaust)之後的德國第二代人,還會有罪惡感,但到第三代就很少了。這是我們在《第三代》一劇中已經探討過的,但我想,在這齣戲裡再提一次,還是會很有意思的。

Q:您的戲充滿幽默與感性,令人感動不已,德國媒體多讚不絕口,聲稱有心理治療作用,治療的對象是誰呢?

A心理層面自然針對的是演員,在某種程度上,我努力為演員創造一個治療過程。而我們從中學到的是,當它在演員身上生效的時候,也會在觀眾身上奏效。

Q:您總是選爆炸性的政治或文化衝突為題材,然而,您曾表示,自己不是個行動主義者,既然如此,您有意圖在政治上做出什麼貢獻嗎?像是和事佬或和平天使之類的?

A不,我不想欺騙自己說,做政治劇場就可以起到什麼效應。但我想在小範圍裡,也就是我所合作的小團隊中,衝突是能夠被化解掉的,戲劇有它神奇的魔力,而這種訴諸感情的效果也會感染到看戲的觀眾,然而要說對真實生活能夠起到直接的影響,我不知道,也無法估量。有些人會說,會改變某些意識,但我很懷疑,不是說這不會發生,只是我是個切實際的人。

Q:您的《共同境地》即將到台灣演出,未來您是否有興趣與任何的亞洲演員或劇團合作呢?

A我會十分興奮的!當我的《第三代》在東京演出時,我很驚訝,為何他們會對這個關於巴勒斯坦、以色列與德國的自傳體題材感興趣,然後,當中有人跟我說:「因為,它跟我們與中國人及韓國人的關係非常相像。」我得說,我至今只去過一次日本,一次韓國,對那邊的政治局勢我也只有從報紙上得知。我強烈地感覺到,在遠東那是另一個與歐洲平行發展的文化與歷史,這打破了我西方人的文化中心思想。我倒不是真的是視自己為世界中心的歐洲人,但我們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太大,因此,當我發現在那兒並不是每個人都跟我們有同樣的文化經歷與認知時,我才意識到我們對亞洲的文化、歷史與政治,是多麼的無知!譬如,我對中國、韓國與日本的文化三角關係,所知甚少,我覺得這是個十分有趣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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