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那是在上個世紀末，因為工作的關係，有了一趟西班牙的旅行。行程自然是在出發之前就拿到手，但除了像馬德里之外，都是些陌生的地名，當然也不會特別去記，特別去查——那是網路沒那麼發達的年代，即使是最新的手機，在今天來看也是功能極為落伍。

因此，我沒有注意到這趟旅程從馬德里出發西行，最後到了葡萄牙境內一個叫做艾武拉（Evora）的城鎮，再折返馬德里。在幾天之內，我們穿越貧瘠的拉曼查——這裡據說是唐吉訶德的故鄉，走過荒涼多石的埃斯特雷馬杜拉，從地名中的extre，「在…之外」，就可以知道這乃是被放逐與遺忘的地方。

窄仄巷弄內  與法朵驀然相遇

我們在傍晚抵達艾武拉，因為是傍晚，所以對這城鎮的面貌、規模，全無概念。事實上，我連城鎮的名字也沒放在心上，只知道到了旅館。那是一棟有鄉村農莊味道的建築，赭紅的地磚，顏色暗沉但磨得發亮，牆面用了大片的木板，上頭鑲了白色的瓷磚作為裝飾。瓷磚讓人想起青花瓷，以藍色畫了鄉間景至，或是寫著某個地名、人名，但加上許多裝飾；也有類似阿拉伯藝術的繁複圖案（這裡本來就深受伊斯蘭文明影響）。

整間旅館散發簡樸強健的味道，那餐吃到的葡萄牙菜也是如此——沒有太多的擺飾，料理的手法簡單，或燉煮或燒烤，大塊的肉，大塊的馬鈴薯。安頓下來，飽餐一頓之後，適時安排了散步。艾武拉的街道不寬，路上的行人，從服裝到舉止，都不像都市的上班族，衣著比較陳舊，隨意過著馬路，即使一般的車速都開得很快，也不太慌忙。

我們轉進一條更窄、更暗的巷道，到了一間小酒館，酒館的窗戶是開著，所以空氣和聲音可以自由地流通。裡頭並不嘈雜，幾乎沒什麼燈，除了屋子裡頭一處像是表演舞台的地方之外，那裡有一盞小燈，有一位男子正在準備他的吉他，還有一位年輕女子。說這是舞台，也不怎麼像，因為並沒有墊高，就只是兩個人據了一個角落，在做些不同於其他顧客的準備。而我們，則是點了一杯酒，低聲交談。

我是在這樣的狀況下聽到「法朵」（Fado），毫無預期，毫無準備。女子雖然年輕嬌小，但是極有力量，音樂時而哀傷、狂野，但是英氣颯然，絕不柔弱。法朵既柔弱，也剛強，我想這是法朵並不是只有男性或女性才能唱的原因吧。女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歌唱，吉他手也不會神色緊張，時時注意女子的斷句換氣，兩人看似平行，但是彼此交纏，有時劍拔弩張，有時應和如雷，有時細細烘托，婉轉如切切私語。法朵，這種我從沒聽過的表達形式，傳達著或愛、悲、喜、渴望等諸般感受。在座的人，都聽得入迷了。等到步出酒館，已經夜深，有種距離晚餐已經十分遙遠的感覺，原本生疏的同行旅伴，因為一起聽了一場法朵表演，變得略為熟絡。

第二天，天光大亮的清晨，我獨自散步，想再去看看昨晚的酒館是什麼模樣，但怎麼樣也找不著，或許，我已經從門前經過，但我無法與晚上的印象連在一起。

那成了一個像夢一樣，與現實隔絕的經驗。之後，回到生活與工作的常軌，也沒有再追著法朵聽，只是在看到或聽到「法朵」的時候會豎起耳朵，多看兩眼。我並不知道，我在偶然之間可能接觸到一個相當原始而鮮活的法朵的演唱型態，在葡萄牙當地的深窄小巷裡，在像艾武拉這樣有點被人遺忘、甚至從來不曾被人記得的古城，尤其，一七五五年的大地震重創里斯本，而艾武拉這樣的城鎮，反而保有歲月的痕跡。

將命運化為歌聲  用靈魂來唱

那時的我也不知道，一九六七年出生的卡麥尼（Camané）在一九九五年的《法朵之夜》Uma Noite de Fados、一九九八年的《生命之線》Na Linha da Vida，還有「將在」二○○○年發行《靈魂之歌》Esta Coisa da Alma這三張專輯之時，已經是極受矚目的法朵歌手了。

當時卡麥尼的年紀只有卅上下，詮釋世間滄桑情劫，少年可識愁滋味？這一點大概不會有人懷疑。他在一九七九年，以十三歲的年齡贏得「偉大的法朵之夜」（Grande Noite do Fado）大獎，之後知名度扶搖直上。如今，五十歲的他唱法朵，已經唱了四十年。問及對他來說，法朵是什麼？卡麥尼的回答很普通，但再真實也不過：「法朵，就是我的人生！」

但是，這條法朵的人生路，開頭卻是偶然的一步。「法朵進入我的人生，完全是偶然。」卡麥尼七歲時在家裡聽到父母的法朵唱片，便深深喜歡上這種歌唱，進而開始學著唱法朵。

有人或許有種印象，以為好的法朵歌手都是女性，甚至這是一門屬於女性的異數，因而覺得卡麥尼以男性的身分，小時候就決定唱法朵，是一件不尋常的事。對此，卡麥尼並不以為然。沒錯，阿瑪利亞．羅德里格斯（Amália Rodrigues）和瑪麗亞（Maria da Fé）這兩位偉大的法朵歌手是女性，但是像阿佛列多．馬森奈羅（Alfredo Marceneiro）和卡洛斯．卡莫（Carlos do Carmo）兩位男性法朵歌手，藝術的高度無分軒輊。重要的不是歌手的性別，不論陽剛或陰柔，都是法朵的一面。卡麥尼在訪談中數次強調，重點不在法朵歌手的性別，有沒有放入真正的情感，誠實面對，用靈魂來唱才是關鍵。

來自底層的歌聲  地位隨政治與社會改變

「法朵」是Fado的音譯，源自拉丁文「命運」（fortuna）一字。一百個人，一百種命，每個人的命運都不相同，唱的「命運曲」當然也不一樣。好的法朵歌手唱出真情，唱出自己對命運的體會，自然是各有各的詮釋，各有各的味道。法朵這種音樂類型，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起於里斯本海港一帶，可能與水手有關，而真正的源流或許更長。因為法朵是下層階級艱苦人家的音樂，不是茶餘飯後的閒情，而是受命運擺弄，滿腔悲苦無處可訴，於是化為歌聲，向來以口耳傳誦，高攀不上筆墨。

而與海港水手的關連，說明了法朵最先可能的確屬於男性所唱的歌謠，只是很快地，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就有像是瑪麗亞．瑟佛拉（Maria Severa）這樣的歌手將這種風格發揮得淋漓盡致——她是吉普賽人，是海港的妓女，說明了法朵的出身卑微。

到了廿世紀，隨著法朵逐漸受到其他階層的注意與喜愛，歌詞具有更高的文學性，法朵在藝術與社會上地位得以提升，開始有專業的商業演出，透過廣播傳送出去，隨之而來的則是灌錄唱片。但法朵的這種改變，背後有它更深刻的政治與社會的成因。歐洲在十九世紀向外擴張帶來本身繁榮與緩解社會問題的模式，到了進入廿世紀已經愈來愈不管用。一九○五年的日俄戰爭真正讓歐洲震驚的，不只是日本維新的成效，更是歐洲擴張神話的破滅，也突顯出歐洲累積的社會矛盾之巨大。簡而言之，就是歐洲的脆弱。

提升了地位  也納入了管理

對外戰事的失利和國內如草芥一般的工農階級的不滿，可以毀掉像俄羅斯這樣一個大帝國。一個發生在歐洲偏遠邊陲的王儲刺殺事件，可以把所有的歐洲主要國家統統牽連進來，其範圍之大，可以這場歐洲戰爭毫無遲疑地被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稱號。

一戰之後的歐洲國家，全都得面對從工業革命一路積壓下來的勞工問題，俄國革命的擴散效應，讓歐洲各地也出現點點紅潮，出現「左」的呼聲。一次大戰推倒了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但這無損於國家這個概念，在德國、西班牙、義大利還有葡萄牙都出現了以國家利益至上、縮限個人權利、防治「左」的力量擴張的右派政權。希特勒、佛朗哥、墨索里尼，在葡萄牙則有達科斯塔將軍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廿八日發動政變（所謂的「國民革命」）。此後，葡萄牙進入長達半世紀的軍事獨裁政權統治時期。報紙、出版受到審查，任何公開的演出也不例外。舉辦表演的公司必須領有執照，接受政府的監督，演唱的內容也必須事先送審。這對法朵產生非常大的影響。這把法朵的各個環節——歌詞、音樂創作、演唱、廣播、錄音——都納入管理，提高了法朵的藝術性與社會地位。卡麥尼在家裡聽到法朵的唱片，應該也就是這個脈絡的產物。

但是另一方面，因為要審查，所以法朵原本的即興性格就被抹殺了。今天聽到的法朵，還是有很大的自由發揮的空間，但可能已經不同於類似陳達那種即編即唱的即興吟唱了。

一九七四年的政變，結束了葡萄牙的軍事獨裁統治，進入非殖民化（歸還澳門給中國）與民主化的進程。但是法朵的宿命，在於它的哀怨，在於它無從掌握自己的命運。在軍事獨裁期間，法朵受到審查，某種程度上也成為替政治服務的工具。民主革命之後，又因為法朵與舊政權的關聯而遭到鄙夷，在舊政權下受寵的歌手，變天之後，他們的過往就成了洗刷不掉的汙漬。所以，在一九七九年以十三歲的稚齡贏得大獎的卡麥尼，所代表的是一個葡萄牙社會的新階段，也代表新的法朵。

對於法朵  始終真誠

卡麥尼搭上全球化的列車，發行了六張暢銷破百萬的專輯，他的聽眾不再只限於葡萄牙語的世界，他也是第一位在北美巡演的法朵男歌手。他比前輩的法朵歌手更有機會接觸到其他類型的音樂，他也結合了更多當代的音樂元素與樂器，如爵士樂、低音提琴等，而不限於傳統的葡萄牙吉他。

但是卡麥尼認為，他的本，還是在法朵。這些「跨界」都是「偶然為之」，不是常態，而且是以彼此欣賞為前提。「我接受其他音樂家的邀約。他們來自不同的音樂宇宙，喜歡我唱歌的方式，而我也欣賞他們的音樂。這些都是其他的經驗，但我一直嘗試保持我自己的演唱方式。」

對自我的真誠，是演唱法朵最大的考驗，也是在全球化時代最珍貴的特質。但是對一個聽眾來說，特別是有過在當地小酒館聽法朵的難忘經驗，得全球化的便利，在偌大的音樂廳裡正襟危坐、不能邊聽邊啜飲、距離歌手又那麼遙遠，說嚴重一點，這不是對法朵的些微背叛嗎？

卡麥尼並不覺得，「有時候，真正會危害法朵的是歪曲不實的呈現。」這是法朵從歷史得來的教訓，也是卡麥尼的人生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