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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是個謎樣的角色,外界看起來具有相當的決策權,但只有他們才知道工作內容有多麼紛亂龐雜。尤其對流動於各團隊中的獨立製作人來說,究竟這份工作的實際輪廓為何?有不少人仍如此回答:「持續探索中」。幸虧近年來,國際交流愈來愈頻繁,「亞洲串連」帶給製作人開拓新視野的機會。藉著此次專題,本刊邀請幾位獨立製作人分享、剖析各自「在亞洲」的獨特經驗,提出對此工作的未來展望。
「製作人」,是個謎樣的角色,外界看起來具有相當的決策權,但只有他們才知道工作內容有多麼紛亂龐雜。尤其對流動於各團隊中的獨立製作人來說,究竟這份工作的實際輪廓為何?有不少人仍如此回答:「持續探索中」。幸虧近年來,國際交流愈來愈頻繁,「亞洲串連」帶給製作人開拓新視野的機會。藉著此次專題,本刊邀請幾位獨立製作人分享、剖析各自「在亞洲」的獨特經驗,提出對此工作的未來展望。
對台灣表演藝術圈而言,「共製」(co-production)是近年的關鍵字之一,舞台上不乏不同場館、國家,以資源整合、國際交流為前提,所進行的藝術探索,並產生各類型的共製節目。 廣義來說,共製涉及「金錢」與「藝術」兩種模式的合作分類。前者以資金挹注為主,後者涉及不同角色間的藝術理念協商,此兩類型間往往有模糊地帶,不同團隊、製作人、藝術家或機構之間對「共同性」的追求,可說是困難重重,沒有一概而論的SOP,但也因此存在各種新的工作思維與模式的可能性。 隨著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三大場館與地方文化場館陸續到位,各館、各地方的藝術節相繼舉辦,增進了場館共製、國際共製等市場需求,也需要進行更深入的對話與交流,方能推展創作能量。本刊嘗試透過6位身處「共製」大群體中的實踐者,以其身體力行得來的反思與再提問,嘗試描繪「理想共製」的可能
從2019年底迄今的疫情,讓原本活絡的表演藝術國際巡演與交流頓時止步,面對全新的國際旅行困境,第六場講座即以「後疫情時代的國際發展與連結」,邀請新媒體藝術家及編舞家蘇文琪、經營東南亞藝術家交流網絡的思劇團總監高翊愷與國家兩廳院藝術副總監施馨媛,拋出對此局面的可能解方與未來想像。
從二○一五年開始的大稻埕國際藝術節,以民間自發舉辦為口號,並逐步反思「對外連結」與「在地連結」,以及多元性的呈現。二○一九年除延續過去的活動,更將「街區共同策展」視為重頭戲,落實「民間發起」的意義。其中的社區劇場《洗頭:跟我說一個故事》,不僅是在地經驗的體現,更是通過日常行為去建構劇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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