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過去3年多，不論是全球化、國際COVID-19疫情，乃至世界各地的經濟困境和世代人才更替，表演藝術的生態環境及產製市場出現不少結構變動，面對整體環境從內到外的變遷，製作人如何持續發揮個人十八般武藝，與藝術家並肩開拓屬於未來的工作關係呢？

這次的「亞洲連結：製作人工作坊」也邀請到獨立表演藝術製作人與構作余岱融、聚思製造端總監高翊愷、臺北市立美術館策展人蕭淑文，就個人與藝術家工作經驗進行個案分享。

責任與能力：跳出製作人職能功能的單一思考

一開始，余岱融回顧ACPC第一屆曾對製作人角色和功能所下的定義：從文化領袖、策展人、構作等普遍的職能角色形容，到導師、守護者、「最後離開的人」等軟性側面描述都可以是製作人的形容詞。

他主要以個人過去與台灣馬戲團隊「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的工作經驗，提出製作人一角跳出職位功能的單一思考，「有這麼多職位、角色可以來形容製作人，似乎也背負很多責任。但我認為相對於『責任』，製作人的關鍵能力是一種『Response-ability』（回應的能力）。」一個製作人在進入工作時，會先需要花時間去認識自身、合作藝術家或團隊，乃至整個生態環境的動態，進而協助分析、辨認當中潛在優勢、限制等，再透過與藝術家或團隊日復一日的對話、相處，策略開拓出可能方向，最後透過製作人的統籌能力和創意整合資源、引導藝術家與團隊轉化出新的行動，發展出新的內容及創意路徑，甚至提出之於整個藝術生態突破性的觀點與挑戰，創造新的趨勢。

這3個步驟往往是以「年」為單位計算的工作與對話過程。當製作人加入到團隊的時間有足夠長度，才有望能不斷從過程反問、破立和定位團隊的美學、能力、處境和觀念，甚或把製作人個人與團隊不全然相同的背景、價值、行業及國際視野攪碎混合到團隊的藝術行動當中，共同挑戰對內的創意能力、連結對外的社會角色公共討論，以藝術參與社會，也讓社會有途徑進入藝術。

流動性與平等：反轉製作與創作的主從關係

呼應余岱融的獨立製作人經驗，聚思製造端總監高翊愷也分享個人作為組織創意領袖及獨立製作人，如何以藝文團隊的民間組織定位，帶領一群藝術工作者（Art Practitioners）或創意製作人（Creative Producers）思考——在此高翊愷刻意不用中文統稱的「藝術行政」作為角色稱呼——和隨時觀察更宏觀的表演藝術生態，並特別就獨立藝術家面對的種種困惑、知能與發展限制及需求，以製作和行政的視角同行。

如果說場館或公部門單位的藝術工作者是系統下的正規軍，民間藝術工作者作為表演藝術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則擔當著系統以外的遊擊隊與前鋒角色。民間藝術工作者如何以靈活和前鋒的身姿，發揮專業創意，從獨立工作中觀察、行動及開發出各種更擁有彈性的本地與國際平台計畫，並整合軟硬資源及合作關係，去填補大環境下、公部門單位所難以著力之處，對於獨立藝術家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進行補位。

高翊愷也提到，面對當今環境的流動性，「藝術工作者」和「藝術家」之間的責任功能不能只是單向服務支持。作為產製方的藝術工作者，如何從跟藝術家工作過程換位思考，同時以其專業性洞悉大環境的固有關係和責任，也是個重要且有機的練習過程。過程中雙方需要以平等開放的方式，不斷反思彼此的責任和角色分配，互相交換經驗和視野，才有望逐步翻轉傳統的藝術家和藝術工作者的主從關係，攜手推動生態，演化出更靈動的分工和合作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