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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北美馆馆长记过」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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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Jan Kott的说法,不但时间不存在,连历史也是不在场的,我们的公共事件一向是这样缺乏论辩和斗争的过程,导致台湾社会有一种公众的失语,我们很习惯在公共空间保持沉默,留待在同温层众声喧哗。於是,我们连历史的暴力都还感觉不到,历史就结束了,我们的历史里只有轮回没有暴力,再加上我们都希望自己看起来不暴力。可是沉默本身就是暴力的,因为它默许了保守者代言我们的自由。

亮:「平庸之恶」在汉娜.鄂兰笔下,是一出发生在法律殿堂里的历史剧,华丽的布景衬托著血腥和暴力、计画和屠杀,主角却是一个凡人,一个在犯罪的同时认为自己是在行使正义,所以拒绝被判死而想要活下去的人。今天媒体上的平庸之恶则变成一个幕间剧了,它是一段插曲,仅有的是一点点娱乐效果,可是它发生得太快,快到几乎没有人笑,也几乎没有人觉得不可笑,就结束了。

唯有一点不变,就是罪犯把自己当成正义的使者。

我想说的是发生在10月底的「北美馆馆长记过」事件。故事大纲如下:某市议员接获陈情,指称北美馆展出艺术家梅丁衍1994年的作品《哀敦砥悌》(identity),只会令台湾所面临的外交困境更加困难。於是,「增进外交」突然之间成为了一个艺术标准,被市议员拿来质询市长:「这样可能煽动外交仇恨的展出,真的适当吗?」议会成为审判一件作品是不是艺术的法庭。我们的市长作为艺术的法官,回答很简单:「把馆长记过就好。」我们还记得他竞选时曾说过,台北是一座没有美感的城市,现在我们知道他的美感是一种行政的美感,发公文惩处的美感。

在所有人急著审判却不想讨论艺术的情况下,艺术家只好自己反击:我的作品是一种反讽,因此,任何还有一点幽默感的外交官都不曾提出抗议,我们也不会因为没有幽默感而恢复邦交。同时,视觉艺术的民间团体也发出严正声明,谴责行政机关应该捍卫而不是打压言论自由。这点常识,市议员没有,所以必须等到这时候,才要求市长道歉。市长显然对於大公无私的判官角色十分自恋,曰:如果用词不当,导致误会,我道歉;但我只是要表明我没有包庇谁。然而,问题不在於谁误会了他,问题在於他应该而没有捍卫言论自由的时候,依照同一种他所喜好的行政美感,谁来惩处他?

一个月后,美术馆馆长主动请辞,并强调此事与彼事无关,虽然任期未满,但她届龄退休,才申请回校。故事先说到这里。我想讨论的是,如果你是美术馆馆长,你会怎么做?

公共领域的公共想像

芝: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这问题对我来说,重点不在於是否有一个身为馆长该如何做的答案,如果有答案,这个答案甚至应该是开放且集合式的,也许是对於公务人员奖惩机制的幽默应对以显荒唐,或者筹划某个议会剧场的身体行为,里面都含有倡议与协商的力度。想像馆长该怎么做,好比一种政策辩论的演习,反映出不同作风和理念的主事者,在面对误把惩处当作业绩的政治人物时,所采取的切入角度,以及对政治的态度。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关系到的是,众人对於艺术场馆的想像力,和对其所赋予的责任与期待。

当艺文场馆发生一件丑闻或争议时,往往是一次打开公共讨论的契机。由於创作的概念遭到政治利用上的扭曲,显现政治人物普遍欠缺艺术涵养,无法理解场馆就策展层面所提出的历史问题共议,也仅能以是非判决的打压,做出不见异议包容性的言行。整个事件在媒体的报导中,只是又一次跳梁小丑的演出,人们或许也懒得再对这一插曲发出笑声,相较於其他更具娱乐效果的新闻,一声强硬而无反省的道歉之后,人们便不再需要追究后续捍卫言论自由的警惕,也就遑论从「记过」到文化公共性的讨论。

所以我想,这次事件和你问的那个假设,其实牵涉到,无论是媒体风向或舆论情绪,今天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时往往焦点混乱,以及,众人是否将美术馆视为与己相关的公共领域。不只是看展、参与工作坊、论坛等,这种走入建筑物实体空间的公共,而是以此场域为基础所能延伸出去的思想上的公共想像。

亮:我想讨论的是,美术馆馆长在这次记过风波扮演了被害者的角色,但是他真的只是被害者吗?虽然整件事情进展快速到观众来不及同情就落幕了,但是回头想,被害者对於伤害真的是免责的吗?

容许我在这里离题,扯一下莎士比亚。波兰政治家、作家,也是很重要的剧评人和莎剧学者Jan Kott说,莎翁的悲剧有一个历史模型,这个模型长得跟伊莉莎白时代的剧场一模一样,是圆形的:故事开头总是有一位恶贯满盈的国王,他为了夺取王位,用尽各种残暴卑鄙的手段除掉政敌,於是身旁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可是逃走的幸存者不会一直躲在远方,他会伺机回返,以一种护法者的姿态,讨伐那个无视法纪的滥权国王。当然,为了推翻这个毁法者,护法者本人也必须犯下一连串的罪行,结果推翻暴力的只有暴力,历史只是永劫回归。

Kott在论文中写下诗行般的短句:「时间不存在,只有历史在场。」

令我感兴趣的是,莎剧中那些为了回来而暂时离开的角色,他们是以退场的方式在场。这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一种行动策略,而且在之间进退的不只是个人,还关系到法的辩论,也就是公共性的讨论。这是我期待美术馆馆长请辞的同时,应该做而还没做的事。目前看来,他的请辞只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官场文化中,又一次的明哲保身。身是保了,哲呢?

我想问的是,「明哲」难道不是人民公仆,特别是一个文化场馆馆长的重大责任之一吗?我同意,如你所说,与其问责於馆长,不如问责於公众,问责於自己:对你来说,美术馆是什么?图书馆是什么?剧院是什么?如果我们不为自己发声,结局就是民代真把自己当成是民众的全部了,民众被民代化了,文化以拼外交为目的,或是以拼经济或拼政治为目的,总之,文化就是不可以自身为目的。问题是,如果发出来的声音就是很飘渺,就是只有艺术家和民间团体在每日巨量讯息当中的几行字,这时候,馆长难道没有加入公共辩论的责任吗?若没有,美术馆不过就是一个办展览的地方,剧院就是一个表演的场所,兼具教育推广的功能。但它不是、或不只是如此。

捍卫言论自由什么的就不必说了,在此把林曼丽请辞南美馆董事时的声明,跳接回来,她强调:美术馆的规划和设计,是「朝向21世纪新型态美术馆发展」。我把这句话翻译成:美术馆是想像未来的场所,它所激发的公共想像,就是公众对於未来的想像,因此它有责任去批判,至少提醒,那些眼里只有绩效和资源、没有未来的政客和地方势力。他们无视未来,因为未来有许多无解的问题,无解的问题无助於选举;可是问问题是快乐的,所以孩子都爱问问题,而正是这种平凡的快乐,日常的好奇,让我们免於平庸之恶。

策展作为论辩的资源

芝:对於未来好奇、对未来有所想像,应该是作为公共人的基本责任,不只是对於自身,也对於他者,因此这个未来必定包含历史在场的意识。这次事件的起因来自北美馆以史观版图重新梳理典藏作品的展览「秘密南方」,其中关乎冷战视角与全球南方、挑战主流视角的策展路径,反倒在这场舆论角力中消失了,政客与媒体在南向政策的口号里(毋宁是经济和权力方面),无力也不在乎此展所面向「记忆与历史中包含的病徵」。退场之时,便也丧失了一次调动语汇的政治觉察讨论,某种程度,我们好像也失去文化反叛的能力和空间。那么,就连历史也不存在了。

亮:套用Jan Kott的说法,不但时间不存在,连历史也是不在场的,我们的公共事件一向是这样缺乏论辩和斗争的过程,导致台湾社会有一种公众的失语,我们很习惯在公共空间保持沉默,留待在同温层众声喧哗。於是,我们连历史的暴力都还感觉不到,历史就结束了,我们的历史里只有轮回没有暴力,再加上我们都希望自己看起来不暴力。可是沉默本身就是暴力的,因为它默许了保守者代言我们的自由。

回到我们的市长和民代,这段小戏所表演的是,困住我们的轮回,不是以显著的暴力,而是由平庸之恶铸成的。馆长有错就记过,请辞了就开缺,其他的就等选下一届再说。可是我们并非无力对抗这种恶,特别是当我们被判离场的时候。因为根据戏剧法则,下场前的最后一句台词,总能产生一阵回响。

本篇文章开放阅览时间为 06/11 至 12/31
《PAR表演艺术》 第337期 / 2021年01月号

《PAR表演艺术》杂志 ? 337期 / 2021年0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