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短城鄕文化差距」,「培养社区生命共同体意识」,「人亲、土亲、文化亲」,这些最近热门的政治文化口号,反映了我们生活在台湾「宝岛」的焦虑,直指三、四十年来我们的忽略、短见、工作过度和心不在焉所积累下来的社会痼疾……
以上的吁求,正立竿见影地标示出九〇年代台湾政治文化的重要轨迹:无论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城鄕差距」、「社区意识」,以及建立在人本之上的某种「新鄕土主义」,是我们过去几年来逐渐掌握到的问题,也是我们未来数年必须诚实面对的历史功课。
上述最后两个「我们」,主要是指关心台湾政治、文化发展的知识份子、社运工作者、艺术家、党工、政治官员和民意代表等等。身为一个台湾艺文工作者,在「我们」之间工作、沟通、反省,我发现很少人会反对缩短城鄕差距、培养社区意识,或建立某种足以代表今日台湾的新文化。困扰「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做呢?在选战接二连三来临的年代,「缩短城鄕文化差距」、「培养社区生命共同体意识」,和「人亲、土亲、文化亲」,如何能不只是招摇在竞选总部前几则聪明、美丽而无用的文宣?
人亲、土亲、文化不亲?
我自己生长在屛东鄕下农村,及长有机会到台北、纽约等大都会游学、工作,城鄕差距对我而言不只是个理论性的课题,而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活生生的生活现实:台北(纽约)=文化;屛东(农村)=不用说了。每次回到鄕下老家,农村尙未完全蜕尽的「生命共同体」(社区意识)感觉真好,果真是「人亲」、「土亲」,可是,在「文化亲」方面却叫人难免张皇:鄕下除了电视连续剧,还有多少属于今日台湾的「文化」活动呢?千万别误以为:「我们」在台北经常接触到的揑面人、放风筝、说唱艺术、歌仔戏,是鄕下的文化生活。这些传统艺文活动,坦白说,用都市文化流行来解释似乎要合理一些。
在这种城鄕差距、文化不亲、社区生活贫乏的压力之下,美国「面包傀儡剧场」的美学和政治、艺术和生活深深地吸引了我:一九八二的圣诞节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杰逊纪念教堂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演出之后,我著迷似地追踪他们的演出,学习他们的剧场方法。令我终身难忘的几件事是:
一、面包傀儡剧场的创始导演彼德.舒曼早已是大师级的世界知名人物,然而,他在生活和工作上却谦逊、和善得像老实的鄕下人一般。孔子说的「安贫乐道」,我生不敏,还是到了美国才在彼德.舒曼身上体会到。
二、在佛蒙特州的面包傀儡农场观赏他们每年一度的「家园复兴马戏团」表演,几千个观众、几百个演员、十几个足球大的露天表演区域,不单叫我眼界大开:原来演出还可以大到这种地步!更重要的是,那种人与人、人与环境、艺术和生活全然和谐如天籁的感觉,我很难相信不曾亲自参与的人能晓得我在说什么。
三、他们反战、反核、反种族迫害、反商业剥削、反环境汚染,无论他们的抗争如何尖锐,他们的演出仍存留著人性的温柔和沉痛的慈悲。他们是站在简单、纯朴和善良上坚定地向人世间的邪恶、残酷、不义宣战。
四、彼德.舒曼和家人、团员对剧场艺术的坚持:从反文化运动的六〇、七〇年代到新保守主义的八〇年代到今天,他们仍然深信「剧场(艺术)要像面包一样,是人民精神上的主食,必须让人人都享用得起。」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穷,可是数十年如一日,在每次演出之后,他们依然拿出黑麦面包和蒜蓉酱跟观众分享。
五、对献身于剧场艺术创作的人也许是最重要的:彼德.舒曼创作出一种新的剧场艺术形式──大傀儡剧。舒曼原是学雕塑的,移民美国之后,才开著一辆小货车在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巡回演出欧美传统的木偶戏。
彼德.舒曼来台「补天」
有一次在纽约市的小义大利区,舒曼看到了西西里人的悬丝大木偶戏(每个木偶大约重八、九十磅,以钢丝操纵),印象非常深刻,于是,他开始尝试制作自己的大木偶和操作它们来演出。就是凭著这种艺术的执著和创作的热情,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他获得制作出大木偶戏的灵感,然后,再凭著孜孜不倦的耐心和毅力,终于发展出今天我们熟悉的面包傀儡剧。形式的创新比内容上的翻新要更多的天时、地利、才份、毅力,可是,我忍不住要纳闷,为什么天底下的艺术新形式老是这些欧美艺术家捷足先登呢?
面包傀儡剧场民胞物与的社会关怀,与社区生活相结合的演出形式,以及他们安贫乐道的工作态度,非常値得与台湾的剧场工作者分享(注),因此,从一九八六年开始,我经常提著一百六十张面包傀儡剧场演出的幻灯片,北、中、南到处讲演,希望能剌激我们的剧场工作者,从面包傀儡剧这个形式出发,开创出我们自己的现代木偶戏出来。一九八八年暑假,我在台中省立美术馆的雕像公园推出了《狼来了、马尼拉》,一九八九年靑年节,我跟文化大学戏剧系的一群同学成立了「425环境剧场」演出《孟母3000》。在我回国之后,「425」的核心团员仍继续这种面包傀儡剧场风格的尝试,推出了《愚公移山》等户外大型木偶剧。一九九二年我回国之后,受邀到新竹担任「玉米田」的艺术指导,间接促成了《与东门城对话》的演出。
这些介绍和尝试虽然证实了面包傀儡剧场的群众魅力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整个演出的艺术吸引力仍有不足之处。因此,从一九九〇年春天开始,我即力邀彼德.舒曼到台湾来跟台湾的艺术工作者合作一出大型傀儡剧。经过两、三年的沟通、安排,现在,这个愿望总算成形了:彼德.舒曼和两位资深团员将在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抵台,跟国内的剧场工作者一起就女娲补天的神话来发展一出大型傀儡的环保剧。
在「缩短城鄕文化差距」和「培养社区共同生命意识」等课题被搬上台湾的最高政治、文化机构之际,彼德.舒曼和面包傀儡剧场的来访,特别给我一种雪中送炭的温暖感觉:我们几年来努力建立的面包傀儡剧场那样民胞物与的「社区剧场」工作,终于面临背水一战的摊牌时刻了!在我个人的艺文工作和社会关怀视境中,面包傀儡剧场式的「社区剧场」最能帮助我们「缩短城鄕文化差距」、「培养社区共同生命意识」,以及「建立台湾新鄕土文化」,现在,就让「我们」跟彼德.舒曼一起来将理想化为实际吧!彼德.舒曼欢迎所有的人前来参与「补天」的演出,他说:
我希望你知道,剧场不应是个商业机构,不是一个做买卖或花钱取乐的地方。演戏不是卖东西。演戏是种愉悦,像面包一样,是我们的主食。当你们来看我们的傀儡戏时,我们希望你把鞋子脱掉,让我们招待你。你是我们的「客人」,不是「顾客」。
注:德国大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儿子Stefan Brecht,似乎相当著迷于面包傀儡剧场的艺术──他写了厚得像砖头的两本书来记述、讨论面包傀儡剧场。书目资料如下:
Stefan Brecht.The Bread and Puppet Theatre, Vols. 1 & 2 New York:Routledge, 1988.
这两卷书合计有一千六百页,对彼德.舒曼和面包傀儡剧场的艺术方法有非常详细的讨论,値得有心人一读。另外,我自己曾写过一篇介绍面包傀儡剧场的简短文字──〈把雕塑搬到街上〉,收在《纽约档案》一书中。
文字|钟明德 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副教授
彼德.舒曼将来台执行「补天计划」,征求国内四十位学员,详情请见本期「艺坛动态」台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