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艺术交流对提高艺术家的水平和信心、对于建立一个城市的国际地位和形象，都有相当的重要性。由日本小爱丽丝剧场独力举办的东亚洲戏剧节，正好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九月初，在开始听到秋天脚步声的东京，钓鱼台的风浪没有吹到新宿二丁目，叫嚷的声音只偶然出现在小爱丽丝剧场的舞台上，台下人在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间开展文明的对话。
丹羽文夫和西村博子是「小爱丽丝剧场」的主人。我跟她们的交往，始于去年春夏时，我在欧美诸国巡回演出，靠酒店的传真机开始相谈合作的可能。
后来，经过种种调整和沟通，我们策划了一个东京、北京、香港三地的戏剧合作计划，邀请了北京导演（牟森）、香港及北京的设计师及五个日本演员，在东京排演了《红鲱鱼》，之后又赴北京演出，透过艺术家的共事，将三地间的戏剧交流拓展至新的、个人之间的层面。
丹羽和西村都六十几岁了，前者曾经是「民艺剧团」的导演，后者是大学教授及日本知名剧评家。两老对戏剧的热爱、对年轻艺术家的支持、对名利的不在乎，在我这几年的四海游艺所遇到的人当中，算是稀有品种了。
小爱丽丝创立于一九八三年，位于东京著名的同志街的一个地下室，与皇冠小剧场及香港从前昙花一现、也是以推动年轻实验艺术为方向的城市剧场差不多大──应该说是差不多小吧。入口处长贴着「定员一百三十六人」的吿示，但小剧场并不以守规矩驰名，去年我就曾亲身体验到两百人肩并肩在座的盛况。
丹羽和西村所邀请演出的，也多是不守艺术规则、勇于实验的年轻剧团。剧场宣示的宗旨，是「发掘未知的才华和跨越城市的交流」，前者经历十多年的持续工作，成绩斐然，如今在日本赫赫有名的新宿梁山伯、河南内万岁一座等剧团，正是在小爱丽丝的支持下长成的新一代。难怪它被称誉为「年轻剧团的登龙之门」。
从小做起，寻找共通点
至于城市间的交流，一年一度的小爱丽丝艺术节一直是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的小剧场的周年汇演。东京，像其他国家的首都，在剧场以至文化资源上都处于中心优势的位置，昔日铃木忠志迁到偏远的利贺作基地，又搞夏天的戏剧节，正是想打破东京的文化垄断。
小爱丽丝剧场走的是另一条路，每年将其他城市的小剧场请来东京，向东京人（艺家、观众、媒体）展示国内各处的最新年轻戏剧创作，尝试开拓眼界、促进艺术沟通与互动。
小爱丽丝艺术节在九〇年将目光拉到亚洲，请了三个韩国剧团到访，又主办了中日韩当代戏剧国际硏讨会。之后几年，韩国及中国大陆的剧团都成为艺术节的台上台下客，每年来的虽然只是两、三个剧团，但人少好说话，艺术交流变成具体实在的通过人与人的接触而成就的事。
想到香港的各式艺术节，几乎全是官方或半官方主办，规模远比小爱丽丝大，引进的外国演出更多，但多年以来，对香港本地艺术发展的影响极小，原因正在于欠缺文化视野和艺术方向，只是产品展销会，烟花灿烂，不留痕迹。
从心出发、从小做起、重质不重量，加上长期经营的延续与累积──小爱丽丝示范了真正在文化和艺术上有所建树的艺术节的一个做法。
今年夏天，小爱丽丝与我的「明天机构」合作策划了「第一届东亚洲戏剧节」，作为小爱丽丝艺术节的节中节，第一次邀请了香港和台湾两个实验剧团在东京演出，算是为亚洲城市间的剧场文化交流写下新的一页。
东京、北京、汉城三地创作者合作的《医院》（也是由牟森导演），先于八月演出。第二部分的香港台北演出，在九月三至八日举行。香港应邀的是疯祭舞台何应丰导演的新作《元州街茱莉小姐不再在这里》，而台湾是临界点剧象录田启元导演的《玛莉玛莲》。
这次艺术交流活动的策划方向是：年轻导演（都在三、四十岁之间）、创作富实验性（在剧场表达形式上有所探索）、作品具备对外沟通的素质（文化及语言的差异不致做成跨国沟通的主要障碍）、题材与社会的关系密切及作品中可透视艺术家对剧场甚至生活的态度。这些选择邀请的考虑，一方面呼应了小爱丽丝剧场的精神，亦企图为日港台中未来的戏剧发展开拓互动的新可能。
经过最近几年观察各地的戏剧作品，我以为亚洲地区最具创意的年轻戏剧实验者在文化的差异间亦有不少艺术的共通处。从共通处着手，是与陌生人交往的入门吧。这一代的年轻创作大多关注本土社会、反思文化（包括东、西方），又热衷于形式的开拓，其中当然有可以分享经验之处，而从合作中发掘新的思维与文化的刺激，更是未来的艺术发展潜力所在。
戏剧上路，面对新考验
三出戏各有特色，《医院》因为时间安排问题，早于八月演过，我与台港诸人都没机会看到。事后我看了录影带，又和不少日本观众谈过，知道牟森的戏依然呈现他对舞台上的「真实」的追求。演员讲真故事，同时做真事情，但两者并无关系。丹羽称之为他所看过受《等待果陀》启发的戏中最好的作品。
田启元在剧团出发前几日病逝，原本剧团提出不去日本了，后来成行，算是完成了一件事。《玛莉玛莲》讲两个人之间的六欲七情，一哭一笑与眉稍眼角的恋人絮语，尽现生命带着痛的美丽光和彩。对初次目击台湾小戏剧的日本观众，作品以肢体和声音的动与静穿越文化的界限，触动异国心灵。
何应丰的「茱莉小姐」系列第二部曲，将语言尽去，将故事化作肉体的声音，是香港剧场罕见、闯进仪式秘境的舞台探索。简约的设计布局、肢体的张力、音乐的生气，种种元素结合凝炼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微妙的变化，扣人心弦。戏牵连了九七的情境，但超越了已经成为陈腔滥调的政经论述，有不同的观众联想到日本名导演太田省吾，说明了艺术探索的远方共鸣。
到了语言、文化迥异的国度，受考验的不单是作品，更是人和剧团。所谓实验艺术，置身本地、经历一段日子，就算依然小众、未踏足主流，亦自然地会孕生了支持的体系。同道中人、媒体、评论者等等构成一张保护罩，隔阻了主流文化的威权，制造了仿佛安稳的创作空间。前卫剧场常常在这样的社会处境中建立了自己的小建制，并且在其中沉溺。到海外演出，面向的是陌生的观众和评论者，作品经历别的眼睛的审视，艺术的与文化的尺度焕然一新，会给作品和创作者带来新的自我发现。
人在路上，人际关系进入新的场景，剧团内部凝聚力面对冲击，处理种种不可预知的事情的应变，可以带一个剧团进入更成熟的状态，或者将她拉扯得四分五裂。巡回演出，如果视之没戏剧创作旅程的一部分，得失同样在冒险中成全。
台下对话，开展新网路
台上的演出自有艺术的沟通方式，台下的对话会拉近人际的距离。为推动各地剧场工作者的互相了解，我们又组织了一次「东京香港台北国际戏剧座谈会」，在九月八日举行。我发表了关于「当代中港台剧场」的演说，然后日港台三地几位重要的年轻导演基本上以「剧场创作的社会关怀及形式的实验」为重点，述说了自己的创作历程。
除何应丰外，应邀出席的还有香港沙砖上剧团的邝为立和台湾河左岸的黎焕雄。日本方面，出席者包括月光舍的小松杏里与榴华殿的川松理有，都是当代优秀的年轻导演。《朝日新闻》的著名剧评家今川修及戏剧杂志PLA YBOAT的编辑镰潼雅久亦参加。
原意是田启元亦在座的，后来变成只有黎焕雄一个人，难免有身为代表的压力，要为台湾小剧场多说几句话。我常年想往外地进行艺术活动的代表性问题。是谁代表谁呢？其实官方组织的交流就爱搞这一套，作为外交活动的延伸，选的代表常是最安全、最大方得体的人和作品，然后仿佛由个人背负国家的荣耀，说的不再是私人的话语。
像爱丽丝这样的艺术交流场景的可爱处，是它容许并且鼓励个人之间的接触。国家民族甚至一个城市的剧场之类的代表，不及「艺术工作者」的角色更有趣和容易亲近。而在交换创作经验时，历史的与地方的背景必然抹不去，慢慢地更大的脉络就会展现。但从小处、从个人开始更能建立文化的对话。
原定三小时的座谈，四小时过去仍意犹未尽，不得已地结束后，大家仍在随后的送别宴上继续。我提出了成立「亚洲小剧场网路」的概念，先建立各地艺术家、主办者及评论家的讯息交流渠道，然后寻求在艺术及文化上的深度沟通，计划包括九七年在香港举办第一届年度会议及艺术节。日本的朋友反应热烈，现在事情已经进入策划阶段。
台湾与香港年轻一代的戏剧实验者，都差不多经历了十年的丰富的创作光景。每个地方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处境与社会状态，戏剧与生活的互动同时受历史与空间的局限，斗室可以天地宽，久居却会忘记世界的大。推动亚洲城市间的互动，是让小剧场进入更广阔的场域去探索，我相信这会为创作带来新的启迪和冲击。
小即是美，视野无限远
我欣喜的是，这次在东京的交流活动，主客都有很大的诚意去接触异地的人和艺术。它印证了「小即是美」。
看演出的观众不过三两百人，座谈会席上不到一百，但已经是我和丹羽、西村意料之外的多，来者又多是戏剧、艺术界中人。日本对香港和台湾的当代戏剧几乎一无所知，兴趣更谈不上。
一次质素够好的作品展演和座谈，引起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了解的欲望。已经有几个日本导演及剧评家计划来香港和台北看看了。人与人的交往，而非录影带宣传资料的来回，或者两个小时演出然后说再见的一夜情式的接近，才是文化交流的真正基石。
长线的、实在的、主动的、以人为焦点的艺术文化交流，却是官方建制所不易、不愿理解的。香港的艺术发展局早已发表了洋洋洒洒的五年计划书（听说还被台湾某些人奉作模范），但多年下来，支票兑现得极少，说明文字容易，行动是另一回事。「支持国际文化交流」是计划书上的空话之一，实际还是依恋著往日的陈旧观念（如香港纳税人的钱应该用在香港观众身上）和消极的态度，不但没有鼓励，更用莫名其妙的规则去制造障碍（例如只资助一半旅费），政策方向欠明朗，令人对迅速官僚化的艺术体制失去期望。
海外艺术交流对提高艺术家的水平和信心、建立一个城市的国际地位和形象的重要性，在香港仍然未被认可。台湾因为政府有外交上的考量，资助出国比香港慷慨。这不能不说是香港作为一个所谓国际大都会的讽刺。但有诚心的人仍然努力地造桥筑路。
文字｜张辉 香港明天机构艺术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