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无序的十年已过，仍留在现役工作的乃是筛余的未来希望。台湾的艺术创作经过一翻轮转，不能说没有沉淀。对创作者而言，当议题的亢奋已渐疲惫，创作的空间反而会更趋扩大。从这样的角度而言，十年其实已有了代价。接下来是让我们等待更多的创作，以及再也看不到创作者那些焦虑的皱纹！
稍早前，当看过林怀民的《家族合唱》，我写了一篇短评，不是评舞，而是评编舞者后面那颗焦虑的心。由于焦虑，《家族合唱》唱出了一大叠的皱纹。
整体文化艺术的「焦虑」
其实，焦虑并非林怀民独有，它是九〇年代台湾包括表演艺术在内的整体文化艺术共同风貌，甚至还是文化艺术知识份子共有的时代特征。由于焦虑，所以沉重、亢奋，甚至还多了点急燥。我们的焦虑是：
虽然有些人会说九〇年代的台湾非常「后现代」，但「后现代的多元」和台湾的「混沌之无序」或许某些表象相仿佛，但两者的差异更为明显。我们的混沌无序显露在一切事务上，它仿佛破碎的镜面，失去了整体，而只剩光芒错乱的千百个碎片。光芒的交错如同各种议题的变化和此起彼落，尽管奇幻有致，但碎片终究还是碎片，碎片般的状态让人有了错位般的迷乱不安。
虽然有些人说九〇年代的台湾非常「文化」，但更多的人毋宁还是要问「文化的牛肉」在那里的质疑。台湾随著社会的变迁，的确已产生愈来愈多的新型态波希米亚人，根据波底奥（Pierre Bourdieu）的说法，这乃是一个愿意以文化为生活，并追求艺术可能性的群体。他或她们使得台湾有了更多愿意尝试的作者、演员，或舞者。他们使得台湾的艺术生产有了更好的条件，但艺术消费的那个大海则仍旧是昔日的大海。艺术的创作仍在那里焦虑的寻找观众。十年的文化艺术热将近尾声，这种焦虑也更加严重。
议题饱和的时代
因此，当今的艺术创作遂日趋劳累。社会的变化，除了混沌无序外，更多的乃是各类重大议题的出现。在一个议题饱和的时代，艺术创作的议题化当然也就难以避免。稍早的议题包括了历史事件的被重新提出，本土性概念成为新的正统，以及各类政治问题等。这些议题在诸如戏剧、舞蹈，尤其是小剧场上均曾受到极大的关注。近代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乃是艺术工作者「自创名号」（self-made Fame）的压力日增，他们已愈来愈无法获得国家或贵族的赞助，而必须藉著本身的议题经营而获取注意，累积成果。「自创名号」的压力，使得艺术创作者的公共性为之增强，但与世共浮沉的结果，艺术可能付出的代价，乃是它已不再走在时代前面或超越时代。这个问题稍早前，义大利的文字作家兼理论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即曾指出过，因而他主张文学艺术创作者仍应保持一定程度的「冷淡疏离」。他的观点对台湾应有启发性。
转向「否定性之批判」
不过，亢奋的九〇年代初早已结束，愈到后期，艺术创作在批判的弹性疲乏后，却已逐渐转向。那就是公共议题的渐趋涸竭及重复，已降低了议题的吸引力及动力，但社会本身却又并未因此而变成淸楚有序，这遂使得原有的议题化被转移到「否定性之批判」的方向。所谓的「否定性之批判」，指的是艺术创作者做为一个公民，他们对议题当然仍有意见，但议题的不可解，却又使他们的意见无法在积极面上被呈现，于是最后则被转化为犬儒式的嘲讽和刺谑。在这一点上，台湾倒是与所谓的「后现代」接驳上线。晚近台湾几个重要的戏剧创作，诸如赖声川、李国修、纪蔚然等之作品，颇有这样的色彩。
戏剧在各类型艺术中与观众的距离较近，因而是公共性与社会性也比较突出。台湾的戏剧创作变化，让人想到了欧洲「六八」与「后六八」的转折。「六八」指那些政治性极强的街头剧或傀儡剧大盛的一九六八年前后，那是段亢奋的岁月，而「后六八」则指一九六八年之后犬儒与嘲讽的黑色幽默重新崛起。
而这种类似于「六八」与「后六八」的转折，固不仅只显示在戏剧上而已，它同时也显示在舞蹈等方面。一般而言，犬儒嘲讽除了消极性的功能外，它经常也可能是一个冷却与再思考的过程。犬儒是一种观察距离的退却，也是对自己不满的开始。
女性议题开始浮现
十年变化，最不容忽视的，乃是女性议题的开始浮现。而这也是一个新的全球性趋势，那就是随著大众文化与大众艺术的兴起，传统的艺术种类如文学、美术、舞蹈、戏剧等，女性创作者的空间遂吿日益增加。尽管它属于小众，但作为女性创作者，这无疑的乃是形塑女性自主观点和女性艺术的开始。
九〇年代中期之后，台湾的戏剧与舞蹈等，女性观点殆已成为新的创作焦点。可以用女性观点诠释过去的历史，可以用女性角度重编传统戏曲，甚至可以使用独特的肢体动作来建构并丰富艺术的呈现方式。不过，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小众的艺术创作者仍必须警觉到一个新的陷阱存在之可能，这个陷阱即是「耽溺」。耽溺是过早即一迳将女性的表演艺术往神秘主义的方向发展，它或许会让少数文化菁英获得自我救赎的乐趣，但这也是一个艺术的基本课题，那就是艺术创作者在自我救赎或救赎艺术之间，究将如何选择？
近代表演艺术面临大众艺术的崛起而挑战日多，许多艺术创作者遂日形往形式或仪式性的方向移动，例如戏剧及舞蹈倾向于追求神秘的义蕴，或者用新的神秘美学来替艺术的刻意艰涩难解辩护，或者即是让艺术退却到纯粹形式主义的游戏上。这些都是「耽溺症候群」，它都不能是艺术创作者焦虑的寻找观众之后的一种退却。愈不被大众理解的，愈有可能放弃寻找观众，在舞蹈和现代音乐上，这种情况较为明显，不仅台湾如此，其他国家的情况亦近似之。
不间断地创造新义
然而，尽管如此，在各类艺术创作者之中，尝试创造新义者仍从未间断。有的企图将舞台多媒体化，有的则尝试用新的经营方式来经营京剧或地方传统戏曲，或者即是让原住民艺术与西方古典结合，甚或以京剧方式表现西方古典剧。这些都可以譬喩为藉著品种杂交而培育新种的尝试。而有尝试，即有可能。在当今新一辈的艺术创作者中，包括魏瑛娟等都値得被期待。
台湾的艺术环境并非良好，这是许多原因交错所致。长期以来的「依赖文化」使得我们以洋为尙，而且泰半为对西方形式外貌的焦虑性追逐。它是艺术断层的起源，艺术知觉的基因符码无法累积，本地原有的累积则无法成长。由于不是在成长中进行累积，到了后来，我们简直无法分辨甚么是好的艺术。艺术一如所有的人间秩序，在成长中创造神话（想想贝多芬和毕卡索等由多少神话包裹而成），创造论述以及艺术被感知分辨的模型，当然还有专业性的技术难度。当这些条件在断层中失去，我们也就失去了艺术的智慧之树，最后是我们根本就不会说艺术。当艺术无法被淸楚的说，艺术也就无法被记得和被感动。
期待重建艺术的论述模述
混乱无序的十年已过，仍留在现役工作的乃是筛余的未来希望。台湾的艺术创作经过一翻轮转，不能说没有沉淀。真正希望的，或许应当是学院内的理论工作者经过十年洗礼，已需要和创作者协同努力，重建艺术的论述模式，从而让「创作者／评论者」、「作品／受众」、「西洋／本地」等断裂的两橛能被接续起来。而对创作者而言，当议题的亢奋已渐疲惫，创作的空间反而会更趋扩大。从这样的角度而言，十年其实已有了代价。
接下来是让我们等待更多的创作，以及再也看不到创作者那些焦虑的皱纹！
文字｜南方朔 文化评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