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台湾作为亚太地区的成员之一，与亚太国家有著异常密切的地缘与文化关系。这次，以地主国的身分，共同探讨亚太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现状，意义深远。从近代的历史来讲，亚洲的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台湾、韩国、越南、印度等东、南亚的国家曾是荷兰、西班牙、日本、英国、法国等的殖民地，所以他们的文化，特别是音乐文化也在殖民政治的主导下，成为犠牲品。长期屈服于外来文化的发展之下，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旧的文化在消失，另一种新的文化在形成。

除了殖民政治所带来的个别影响外，亚洲传统音乐文化，包括日本，在东风臣服西风的强势主导下，几乎所有的文化政策皆以西方音乐为取向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趋势大概延续到七〇年代。近三十年来，我们可以逐渐观察到一种新的文化趋势在形成，就是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去发掘、去接触，并把它重新定位。

菲律宾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与台湾原住民同属南岛语族的菲律宾音乐文化，三百年来（1521-1898）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其南岛语族的传统音乐已所剩无几，除了偏远人疏的地区，传统习俗、传统祭典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方式外，一般民间的庆典、音乐活动，早已是西班牙天主教的弥撒祭典、西班牙风的欧洲古典音乐，或是仿西班牙吉他的荣达拉（Rondalla）乐队配以新兴的西班牙风格的舞蹈及服装，以及西方风格的合唱团、管弦乐队等不一而足的天下。七〇年代前后一批留学欧美的作曲家、音乐学者开始不遗余力推展及发掘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他们除了透过田野调查，采集音乐、建档、大量的著笔论述以外，并把民间音乐拿来当做作曲的素材，谱出同时具有东、西方风格的管弦作品，这些作曲家的代表人物如马西达、卡西拉克等；马西达并在菲律宾大学大专院校开设菲律宾音乐与亚洲音乐的课程。对中国音乐非常热爱的他，也聘请了南管前辈刘鸿沟长年在菲律宾大学开设了琵琶的课程。除此之外，菲律宾国家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 of the Philippines）除了出版一系列的音乐、舞蹈、建筑、等等的百科全书外，每年定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族群的老、中、青三代的音乐交流比赛活动及工作坊。比赛的项目从西方音乐组、传统音乐组到以传统与西方结合的作品取向，演奏风格等，渐渐培养出菲律宾年轻一代的音乐人才。

饱受长期内战的越南传统音乐的现状与趋势

拥有两千多年的越南传统音乐在历史漫长的岁月中，其主流音乐，特别是宫廷音乐，深受中国影响。长期的内战、法国殖民地文化与美军的外力影响之下，再次证明了越南人韧性的一面；其传统音乐虽不至于全盘消失，但是逐渐凋零是不争的事实。越南少数山区的族群音乐文化在没有文字、有声资料的记载不足的情况下，加上战争的频繁，使年老一辈的音乐文化记忆，无法传承；渐渐失传的民俗文化、民间音乐也因为进入工业化社会生活型态的改变，不再举行。目前已有一些音乐学者呼吁提倡做一些拯救的工作，如透过政府的鼓励，进行、整理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组织定期性的民俗音乐或民歌比赛，鼓励年轻人学习自己的传统音乐，这是目前学者及关心人士的共识。

吐瓦、蒙古喉音「呼昧」对现代音乐的影响

对民族音乐学者及音乐爱好者来说，流行于蒙古及吐瓦的喉音或称自然泛音的唱法，是音乐学上的一种罕见的唱法。近三十年来由于民族音乐学者的发现及极力探讨，促使喉音在吐瓦与蒙古重新被重视。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喉音唱法重获生机，如今在吐瓦甚至成立了喉音研究中心，进行开发的工作，并且在有计划地培养歌手之余，经常派遣这批文化使者到国外演出，担任文化推广的重任。本来很多人都不知道吐瓦在何地的人，他们也经由这批文化使者而了解。一九六八年德国现代作曲家史托克．豪森首创先例，使用自然泛音的唱法应用到他的作品《情境》Stimmung以后，也激发了其他欧洲及美国现代作曲家竞相傚仿。不仅如此，音乐学者、语音学者、音响学者、摇滚乐人、爵士乐人等等全加入了喉音音乐现象再创作的行列。如今喉音硏究已是被重视的一个对象。对于传统音乐如何重新被认识及发掘，喉音研究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土耳其传统音乐与国民乐派

二十世纪初期土耳其的知识分子与欧洲当时一些对民歌爱好者一样，对他们自己的传统音乐比起他们的前辈更有兴趣。二〇年代他们成立了民间音乐的采集工作队。这种趋势在土耳其成立了共和国之后更为加强。年轻一辈留学欧洲回来的学院派作曲家，引用民歌素材创作了具有土耳其民间风格的多声部音乐，并间接打下了土耳其学院派的基础。当时欧洲的这种趋势，先后有匈牙利的巴尔托克、柯大宜，俄罗斯的五人小组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穆梭斯基等等皆是以民间音乐的节奏、旋律及音色来避开西方音乐理论的大、小调功能和声，找出一条新的民族风格的作品，而奠定他们在西方作曲家的地位。这些作曲家常直接引用民歌的旋律，或者采用民歌旋律的主题动机，或者采取其他的变化，手段不一而足。他们都是以民族音乐进入西方音乐的世界级作曲家。

对亚太传统音乐的一些看法及探讨

上面举了几个国家的实例，我们认识到传统音乐在亚太地区发展的情况。当然我们可以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传统音乐在很多的地区与国家其实已经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就像热带雨林一样。笔者在长期的田野工作中，每次都会发出同样对传统音乐消失迅速的感叹。当然有些有声资料，如果得以保存下来，以后就可以拿来做研究的素材，但不是每一个乐种或音乐都可以幸运地被录上。常常有些学者被要求是否可提供几年前在某地所录的音响资料给当地的政府使用，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他们整个的年轻一代已经没有人会唱自己的歌了，所以他们要借用录音资料重新让下一代学习自己的歌。更甚者，还有大洋洲的一些学者，他们也在期待德国柏林有声资料库赶快把一百年前的录音资料重新再整理出来，因为已经没有人知道它了。

亚太地区传统音乐的消逝，虽然每一个国家有些异同，但是其共同点是他们在丢掉了自己文化的同时，也迷失了自己。我们注意到很多国家在盲目地追求西化的过程中，或者不得已被迫西化的过程中，他们跟著盲目地追求异文化的认同，完全没有意识到失去自己文化的同时，会有认同的危机感及失去自主性的后果。我们今天在接收了西方音乐的美学观之后，亚洲国家是否有勇气愿意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政策？这是大家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们回顾一下早期西洋音乐理论主流派的学者，惟西方音乐及西方音乐理论为是的思维方式，在经过将近一百年来民族音乐学者的努力，渐渐地稍微扭转了这个趋势。亚太传统音乐的现代化趋势，不应该只停留在对传统音乐的发掘，与对已快消失的乐种的积极拯救，这些都只是基本的手段而已；除了进行传统音乐的现代作曲手法的再现外，更应积极地对传统的音乐加了更深度的认识与研究，以全方位的眼光来进行更中立的批判性审视，并找出它的定位。

文字｜李秀琴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国立台北艺术学院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