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又一个的统计报告出现，都说香港人是不快乐的。香港在政治上的「回归」已成事实，但香港人在文化上如何自处？怎样制订长远而全面的文化政策，是这几年香港文化界喧嚷不止的大问题。
关心香港的朋友大约都知道，这几年她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一九九七」而来的政治变动，一般人早已耳熟能详。笔者这里只想强调「一国两制」是个长久的、流动的实验过程，最终能否成功，当然还待时间来验证。不过，能为一个国家内两个本属对抗性质的制度开放了「长期共存」的绿灯，这个制度倒真是极富创意！很难想像当初若没有这种设想，香港如今的种种是否还能维持。整个八〇年代因恐慌而弥漫于维多利亚港上空的移民潮，以及竞相争取英国居留权之类的羊群效应，只不过短短十多年，竟似是难以想像的明日黄花！当然，因八九民运产生的「六四情结」，不少人至今仍耿耿于怀，这也是造成中国政府跟相当一部分港人至今仍扞格难通的因素。不过，平心而论，大陆七〇年代末以后的政治走向基本上愈来愈开放。「一国两制」需要「一国一制」来做最后的保证；今天的中国政府比过去几十年都更理性、更务实，因此未来最终的「一制」似也不那么令人排拒了。讨论香港的现状与未来，这是一个基本的起点，反而回归后特区政府未能予人足够的管治信心，这才最叫港人烦恼。
香港的烦恼与不快乐
经济方面，一九九八年以来因亚洲金融风暴造成的困厄是深重的；香港固然不能在环球经济体系中置身事外，更因「联系汇率」（意指港币与美元挂钩；一九八三年因前途困扰之故为稳定港元实行的政策）的限制，港币未能灵活反映本地的经济情况，致使币质过高，拖累了出口而更使经济难以改善。大陆经济开放，深圳等地区的急速发展，使北上（较便宜地）消费与置业成为港人的习惯，香港地产业面临多年来最大的挑战。中产者沦为「负资产者」，失业率与就业不足率持续高升，在在都是令人深感困扰的问题。
于是，一个又一个的统计报告出现，都说香港人是不快乐的。
真是政治与经济的问题吗？世上比香港更动荡更穷困的地方多的是，不见得那里的人就比港人更不快乐。幸福快乐从哪里来？人生追求的是什么？港人应怎样看自己，看未来？这些文化意蕴上的思考恐怕更重要。香港在政治上的「回归」已成事实，但香港人在文化上如何自处？香港近几年的文化政策与活动，有甚么重大的、深层的 变化？
「文化」云云，在香港从来不是一个主要的议题；香港人早被定位为「经济人」或「消费人」（不是说「马照跑，舞照跳」吗？有些人更戏谑地加上：「股照炒，鸡照叫」）。文化？早被群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消极不干预至今的转变
回首英治时代，先有所谓「消极不干预」的政策，即是「一无承担」的婉言；后有所谓「积极不干预」，究其实只是港英政府因应六〇年代的两次社会动荡（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反天星小轮加价而引发的暴动，以及一九六七年左派领导的反政府暴动），为纾缓社会矛盾而推出的怀柔措施。这些措施目的在于消极地消弭年轻人过剩的精力，积极地充实他们的余暇，也妆点一下城市的风貌，谈不上什么高远的理想。一九六八年市政局开始在各公园、游乐场及社区会堂举办免费娱乐节目，算是政府积极推动「普及文化」的开始。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下，港英政府「狭化」文化为康乐事务，再自然也不过。今天香港负责文化事务的部门仍然叫做「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把「康乐」放在「文化」之前，毕竟其来有自。
之后最重要的措施是七、八〇年代间积极发展表演艺术；包括成立官方的艺术团体（话剧团、中乐团与舞蹈团）；在各区建立一座又一座的表演场地；成立区议会以发展地方行政，其职责之一则是负责促进区内的康乐文娱活动。而八〇年代初，香港赛马会为成立一百周年捐出款项，港府于是顺水推舟以这笔资金成立了「香港演艺学院」和「演艺发展局」，其背后理念也是要为香港培养「（纯）表演人才」，当然更需要庞大的创作能量的编作者！
由下而上游说推动
这样的情形到了八〇年代后期不得不出现了变化；英政府撤离在即，更明显的「顺水推舟」政策就是推行政治民主化（政治「阴谋论」的诠释是以「还政于民」的说法来抗拒北京坚持的「还政于中」）。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演艺发展局」不得不改组成「艺术发展局」，也不得不将其关注范畴扩展到视觉艺术、电影艺术，当然还有文学，而艺术发展局也得要有民间推选的代表。这些变化，主要还是靠民间「文化界联席会议」等由下而上地推动、游说而实现的；一九九五年「香港艺术发展局」正式成立，正是民间力量影响政府改变文化政策的显例。
艺术发展局成立之后，在委员们的努力之下，于次年发表「五年策略计划」。然而这些计划，大多数只是委员们的一厢情愿，在政府每年有限的拨款支持下，根本无法一一落实；正如一九九七年文康广播局局长周德熙所说：「香港至今没有一套全面的文化政策」!
怎样制订长远而全面的文化政策，是这几年香港文化界喧嚷不止的大问题。「基本法」第三十四条说：「香港居民有进行学术硏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第六章第一百四十条、一百四十四条、一百四十八条与一百四十九条等，分别都跟文化、艺术有关，然而基本上都没有甚么限制。因此，如何制订文化政策，到底还是要看香港政府和民间如何互动与努力。
特区施政后的改革
这几年香港政治变化中直接跟文化有关的，应是「杀局」措施（取消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和「文化委员会」的成立。
回归前夕，市政局与区域市政局还在积极草拟有关文化艺术发展的五年计划，并进行一系列的咨询工作；可是，一九九八年六月特区政府便公布「区域组织检讨咨询文件」，董建华在十月份提出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更表示要取消两个市政局，成立新的行政架构来专责管理艺术文化及康体事务。为使一切行政上的措施「师出有据」，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政府委任顾问，研究两局拟予解散后，如何成立新组织架构以提供和管理文化艺术及康乐体育服务。三个月之后，顾问提交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将艺术发展局成员人数由廿二人增加至廿七人、采用跨界投票制选出各界代表以及尽快改善拨款机制等等；又建议设立文化委员会这一「高层次组织」，并「透过民政事务局局长，就文化政策和文化艺术的拨款优先次序，以及主要文化艺术团体的整体拨款情况，向政府提供意见。」
文化委员会于二〇〇〇年成立，约一年之后，发表了名为「人文荟萃，日新又新」的咨询文件。
缺乏实质内涵与共识的咨询文件
咨询文件开宗明义便强调其「长远目标，是要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开拓国际视野，吸取外国的优秀文化，令香港发展成一个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而其使命则「是要鼓励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文化艺术的认识和参与；丰富整体社会的文化内涵；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共同价値观；建立香港人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自信和自豪。」进而提出了「以人为本」、「多元发展」、「尊重表达自由」、「全方位推动」、「建立伙伴关系」和「民间主导」等原则和策略。
咨询文件不厚，甚至比想像中薄得多。由于没有太多的实质内容，其引发的争论其实不算深入，比较値得争议的地方在于「多元发展」方面的说法。文化委员会提出：「香港是一个位居中国南方、以华人为绝大多数的国际级城市，我们要兼收中外文化所长，建立一个一本多元、面向世界的文化环境。」曾有朋友质疑这「一本多元」，与近年谈得颇多且似已达成共识的「一体多元」有何异同；如果这是主观的语词选择，笔者也以为「一体多元」比较稳当。「本」与「元」意本重叠，「一本」可以开出「多元」？那「本」是甚么？文委会将自陷于一个难以圆说的困局。
如何才算重视文化？
「民间主导」是另一个倍受关注的焦点；从「杀局」事件开始，民间逐渐开始怀疑中央政府要收回权力。因此，民间怎样才能真正主导？政府怎样把自己的职责界定清楚？怎样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怎样使民间的力量能健康成长，与政府一起来分担发展文化的工作？
以上这些都是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教育；不只是对「下一代」的教育，同样重要的是对我们自己的教育、对整个社会的教育。怎样使香港成为一个「学习的社会」？这几年香港力倡教育改革，整天在鼓吹「终身学习」，而要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我想学习更是必须。譬如说：「人本」的意思是甚么？文化委员会解释得很好：「文化发展不能脱离市民和社区的需要。香港社会风气比较短视和倾向功利主义，忽略精神生活，我们需要有一个更重视文化内涵的社会环境。」然而，这「文化内涵」是甚么意思？前些时候环保团体反对九广铁路的兴建要经过塱原湿地，有人便质问环保团体：「人的发展重要，还是鸟儿重要？」骤听之下，这些不顾自然生态立场的人不也是鼓吹「以人为本」吗？
长远的文化建设与教育
一个社会如何才算「重视文化」？我们应如何不断学习「人本」？难道只在于反映香港有多少个剧院？每年有多少演出？政府拨款给艺术团体多少资助？
当大多数人不知道谁是杨衢云（注1），当蔡元培的墓地只能寂寞地对著斜阳，我们得承认我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同样是获颁「大紫荆勋章」，当社会人士只知道李嘉诚，或只因杨光是一九六七年暴动时的左派领导而争议不休，而对早已得到同样勋衔的饶宗颐（注2）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得承认，这个社会的文化品味真是大有问题。余秋雨说香港既有饶宗颐，就当然不是「文化沙漠」，笔者也从不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然而，当想到香港既应以饶公为傲，可这里却没有一个长期展列他的著作与书画的地方的时候，也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香港的文化根基真的比较浅，真的需要从基础做起，努力求进！
这是更长远的问题了。
「一国两制」是个大实验，香港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是座极富意义的实验室；因此，总是将香港跟上海、新加坡比较是没有意思的，彼此的性质根本就大不相同。当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连中国大陆也在做如此重大尝试与改革的时候，香港人还不抖擞精神，从政府到民间都更大胆地开放自己，多做一些有创意的文化实验？
注：
1.杨衢云，祖籍福建海澄（今厦门杏林）霞阳村，一八六一年出生于虎门，幼随父定居香港。一八九〇年杨与友人在香港成立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为旨，杨被推为领袖。一八九五年，杨与文社为基础，与孙中山携手在港成立兴中会，杨被推为首任会长，到处鼓吹革命，并策划起义。一九〇一年，杨遭清廷派人刺杀于寓所内，终年四十岁，遗体葬于香港跑马地香港坟场内。
2.饶宗颐是蜚声国际的国学大师，在文学、历史、哲学、书画、考古、音乐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
文字｜张秉权 香港资深艺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