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选战，台语歌总是各候选人必唱的竞选歌曲，遥想二、三十年前，台语是一种不能在中小学说的语言，台语歌更是难以在电视上听到的歌。台语歌谣自日治时代以降，经过不同执政者的打压，终于在二十世纪末咸鱼翻身，然而随著本土意识的兴起，成为象征台湾文化的重要图腾之一。
近年来的选战，台语歌总是各候选人必唱的竞选歌曲，遥想二、三十年前，台语是一种不能在中小学说的语言，台语歌更是难以在电视上听到的歌。台语歌谣自日治时代以降，经过不同执政者的打压，终于在二十世纪末咸鱼翻身，然而随著本土意识的兴起，成为象征台湾文化的重要图腾之一。
以宏观的眼光来看台湾这块土地上所使用的语言，皆可视为台湾的语言，即「台语」广义的定义。但台湾百年来政治社会的剧烈变迁，将语言亦类化成政治的概念标签。「台语」歌曲在这种时空之下，很自然地就代表著以台湾福佬话为词的歌曲。台湾福佬系歌曲（以下简称台语歌曲）百余年来，其因语言族群所被附加的政治意义、歌曲中由创作者主动赋予的政治意涵或批评讽谕，和与政治社会演变的交互历史──台语歌曲有如代表台湾意识的政治图腾，从富含悲情的旋律到活泼开朗的摇滚曲调，从被扭曲禁止到二十一新世纪，各党竞选都需以台语歌曲来作选举广告歌曲，呈现对台湾的忠诚度。这个过程，正确展现出台语歌曲与台湾社会从命运共同体迈向生命共同体的历程。
口传民谣真情录
台湾福佬话──作为目前约占台湾百分之七十住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注1），以此作歌来表现台湾庶民生活中的情感经历，是很自然的。自从有漳泉移民来台，就有台湾福佬系民谣传世。一八九五年，日本人统治台湾基于制定统治策略的考量，总督府致力于台湾各种习惯风俗的调查工作，以便了解台湾，进而达到成功殖民。在《台湾惯习记事》（注2）中，虽只有三篇歌谣被收录（注3），但都相当具有代表性，且能从中窥知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在〈台湾归日本领有前后台北附近流行之歌谣〉一文中，笔者采集到两首分别描述日军登陆前后的歌谣。第一首：
基隆岭顶做烟墩，沪尾港口填破船，番仔相刣唔不恐，著刣番头来赏银。
此诗歌直将日人比为番仔，并呈现台湾人毫无畏惧日军的到来。但稍后第二首却写到，以巡抚唐景崧为总统的「台湾民主国」溃不成军，而清光绪的无能，使得老百姓举白旗投降日本。甚至也许得离开这块土地，才能避开异族统治的悲剧。这两首歌很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台湾民众对满清和日本统治者的态度，有庶民之勇、轻视日人和埋怨不安。这样率真的人民之声，却被当时的采访生讥为「所传谣言，得俗歌二首，虽无任何意义，但可想像当时之民情」（注4）。
社运歌曲争民权
社运歌曲为创作者将其对政治的不满与抗议，写于歌中。有迂回暗喻、批评讽刺和直接陈述。
早在十九世纪末，即有「歌仔册」《台湾民主歌》，内述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经过。日治时期，台籍知识分子采柔性的诉求，争取台湾人的权益。一九二四年治警事件，十三位社会菁英被判入狱。蔡培火（1889-1983）于台南监狱作诗「台湾自治歌」，以文化人的身分写诗又作曲，希望透过歌曲渲染的力量，将政治上的主张传播给大众，已开启为台湾社会运动作歌的先例。一九二九年，他得知，总督府所募集的台湾歌谣都不是很好，遂有自己写歌的想法──这就是《咱台湾》的创作背景（注5）。
当时的古伦美亚唱片公司还曾出版《咱台湾》的唱片。虽然这首赞美台湾的歌曲，并未广为流传，但词句的写意先从宝岛美景、田园风光起句，再勾勒出太平洋和平岛屿的理想。甚至在第三段还有「东洋瑞士稳当成」的赞美。这样歌词意境的营造，也为往后八〇年代蓬勃发展的社运活动中之歌曲竖立典范。
台湾在二次大战之后，经历一连串政治上的冲击──二二八族群冲突、一九四九年颁布戒严令、五〇年代白色高压统治，以政治手段彻底消除一切异议的言论。相对于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在六〇年代末，另一个对立的政治势力──「党外」逐渐成型，并持续至民主进步党于一九八六年成立。在这期间的党外政治集会活动，多少都有抗议歌曲的演唱。但在政治气氛逐渐开放的八〇年代末，不断增加的各种示威游行，都需要音乐来凝聚抗争团体的士气和加强运动的诉求；透过不断地歌唱，增强与会者的抗争持续力，甚至能整齐群众的肢体动作，使运动的主题更加彰显。蔡培火的典范在夙昔，于是，为许多街头游行所写的歌曲逐渐传唱开来，如官不为（欧秀雄）的《勇敢的台湾人》、萧泰然的《呒通嫌台湾》和王明哲的《海洋的国家》等。特别异于美丽岛事件后，曲调凄美的台语流行歌曲如《望你早归》和《补破网》等，运用其弦外之音于文宣，以控诉受难家属所承受的悲情，萧泰然的《出头天进行曲》一洗哀怨的气氛，以简短有力的歌词，配上充满律动的进行曲节奏，重新塑造社运歌曲的新生命。
时序进入超民主的百家争鸣时代。在台湾，人民已能毫无顾忌地表达个人意见。这类社运歌曲似乎不容易再现街头。但是，音乐的力量转换跑道，成了各政党政治诉求的代言者。
流行歌曲政治化
台语流行歌曲肇始于二十年代末（注6）。这种透过大众媒体传播和以西方乐器为主要伴奏乐器所形成的新音乐文化，对市民大众充满吸引力。不仅因为流行歌曲具备「娱乐」的基本功能，更重要的是它出现的时间。在社会时空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逐次失败，使台湾人越来越陷入无奈的愤怒；在音乐精神层面上，亦是很郁闷的。一九一七年，虽然歌仔戏和南北管可以演出，但地方性民谣被禁。这应该起因于台湾总督府察觉到，民谣对人民之土地认同感影响深远。受压抑的台湾人其音乐上的鄕愁、情绪得以纾解的管道，无情地被剥夺。但另一方面，日人采集台湾歌谣的活动仍持续著，《台湾新民报》在一九三一年有一系列的歌谣征集活动，显见歌谣仍是相当受重视，在这样矛盾的大环境中，人民心灵正在追寻一种不受限制、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在台语流行歌曲出现时，得到了答案。
日治时期的台语流行歌曲多以福佬系的民歌为典范。这样的歌谣形式，无疑是传统福佬系歌谣的延续和代言者。台湾人民不仅认同台湾的歌者、台语的歌词和台湾的音乐旋律，更产生了对台语歌曲所代表的「台湾」这个整体象征的认同。台湾民谣因政治因素不能演唱，但另一种「台湾民谣」却能在商店贩卖，在街巷间传唱。
战后的台语流行歌曲到九〇年代，几乎无法排除政治因素的影响。原因首推住民语言习惯受到强制性地改变──国语成为权力拥有者和社会的强势语言。台语逐渐成为次等、中下阶层所使用的语言。同时也意味著强调「台湾意识」或「台湾独立」者所使用的语言，那么，以台语所演唱的流行歌曲，也含有上述的两个附加意义，自然受到歧视，和成为强调「台湾」的歌曲。
然而，因战争曾受阻一时的台语流行歌曲，在战后又再度蓬勃发展，但是政府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却扼杀了台语流行歌曲的自由发展。在五〇年代曾产生许多至今仍传唱不息的歌曲，如《望你早归》、《烧肉粽》、《港都夜雨》和《锣声若响》等，透过广播大为流传，但是在一九六二年，台视开播，台湾进入无线电视时代，却严苛地限制「方言」歌曲的播放时间，使得台语流行歌曲失去了出现在大众媒体的机会，造成台语歌坛的逐渐萧条，遂以日本歌曲塡上台语的成品出现在市场上，这些歌也因而得到日本文化殖民「混血歌曲」（注7）的封号。实际上，这透露出听众矛盾的消费心理──他们现在接受日治时代极力排斥的「日本」象征，在今却当作是音乐上认同的对象。平凡略显消极的题材如「悲剧式的爱情」、「酒」和「自悲自叹」、风格相近的旋律、形式相仿的伴奏和幕后的人声配音，像是讽刺著他们表面上接受战后台湾所发生的政治变迁，以便排除对新的、冲突和无法信任之事物的恐惧，而从音乐中得到美好的往日情怀。在海外的台湾游子，更是爱唱《黄昏的故鄕》和《妈妈请妳也保重》。所以这时期的歌曲是遭政治力介入后的变形，并不适切以好坏来形容，而是看它是否能得到听众的共鸣。
此外，为政府对流行歌曲的检查制度，不仅扼杀了作曲、作词者的创造力，而且被归类为「灰色」如《补破网》、「不健康」如《收酒矸》和「黄色」的歌曲等，这些就会被「有关单位」列为禁歌。直至七〇年代兴起的鄕土运动，带动这些歌曲的再现，这些日治时代和战后五〇年代流行的台语歌曲，才得以一个评价较高的范畴──「民谣」被认识。
起死回生，成为主流
一九八七年，禁锢台湾人心的戒严令解除。缰绳松绑，但政治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仍然存在。各方要求改革的声浪，不断出现。台语流行歌曲中如「黑名单工作室」的《抓狂歌》专辑，直接大胆唱出社会乱象，并挑战电视的尺度。民主的风潮，锐不可挡，就像台语流行歌曲进入台湾整个政治社会。一九九〇年「三月学运」所出现的《我们不再等》和《感谢老贼》等歌，和许多街头运动中都有台语流行歌曲的出现，都是最佳的证明。
另一方面，政治人物已嗅出流行歌曲的说服力。与君同乐或能找到具代表性的歌曲，都能拉抬声势。九〇年代，国民党政要都喜欢唱《要拼才会赢》，这不仅代表了一个政治角力的事实，更是要借已受欢迎的歌曲，拉近与群众的距离。陈水扁选台北市长时，还特别制作了《台北新故鄕》为竞选歌曲。一九九六年，第一次总统民选，陈履安的电视竞选广告，以许景淳的台语歌《天顶的月娘啊》为背景音乐；而彭明敏更发行收录了九首歌的CD《鲸鱼的歌声》。二〇〇〇年的总统选举，陈水扁也配合文宣，出版了以台语歌曲为主的CD《少年台湾》，与校园歌曲时期的李双泽所做的《少年中国》形成对比。
台语在不同的统治政权下，常会被视为带有或有可能激发潜在「台湾意识」的语言，所以易被贴上标签。就像国民党政府时期极力支持的爱国歌曲，一定以国语演唱，台语歌曲本身就已被附加某种程度的政治意涵。但是执政者若以广阔的胸襟，了解民歌的由来，「取材民间，传唱民间」，然而在媒体时代的流行歌曲，以各种媒介来传播，也是极自然的事。
其实台语歌曲中，除社运歌曲外，由创作者直接意指的政治意义，并不常见，大约以戒严令解除之后，数年间所创作的台语歌曲较多。大部分的台语歌曲都是写情多于一切，述悲情尤多。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住民被不合理地对待，由怨恨而生的悲哀即是这些悲伤台语歌的成因。在有些民歌和流行歌曲中，透露出一种被误为「消极」和「颓丧」的哀怨，其实乃是政治上的无言内显于歌。近观九〇年代后，台语流行歌曲曲风转变，多样而富朝气，歌词主题不再拘泥于过往，有许多尝试性的新题材。台语歌曲实为「台语」的歌曲，少了以往台语歌曲所被附加的政治联想。这样的发展趋势，正是民主国家自由开放的反映。
注：
1.根据黄宣范（民82），《语言、社会与族群意识 ─ 台湾语言社会学研究》，页21中之数据，闽南人占台湾人口73.3%。
2.日本天皇明治三十四年（1901）发行第一卷，到明治四十年（1907）停刊，一共行了七卷。
3.〈台湾归日本领有前后台北附近流行之歌谣〉见《台湾惯习记事》（中译本，民73），第一卷下，第七号，页37-38。其中两首歌谣与〈台人之俗歌〉见《台湾惯习记事》（中译本，民76），第二卷下，第七号，页41-42中之歌谣相同。另一篇歌谣见〈本地人之念歌〉见《台湾惯习记事》（中译本，民76），第二卷下，第九号，页135-137。其他更详尽的采风资料，请参阅杨丽祝（民89），《歌谣与生活──日治时期台湾的歌谣采集及其时代意义》。台北县：稻鄕。
4.〈台人之俗歌〉见《台湾惯习记事》（中译本，民76），第二卷下，第七号，页41。
5.同上，页42。
6.日治时代详细的唱片发展史和有关流行歌曲的发展，请参阅李坤城（民89），〈不插电听唱片的时代──日治时期台湾唱片文化发展漫谈〉，见《听到台湾历史的声音》，页5-8。台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筹备处。
7.庄永明（民83），《台湾歌谣追想曲》，页62。台北：前卫。
文字｜徐玫玲 德国汉堡大学音乐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