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创立于一九七八年，今年即将迈入第三十个年头的新象，除了是国内艺文经纪公司的龙头，也始终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在表演艺术发展史上留下数不尽的「第一」：首度引进默剧、日本舞踏、非洲舞蹈、印度古乐、偶剧、大型马戏团、百老汇歌舞剧、法国音乐剧等不同形式的表演；突破政治阻力与法令限制，邀请共产国家艺术团体来台，并开两岸文化交流之先；自制国内首出音乐剧《棋王》，并率先将云门、汉唐、表演工作坊、当代传奇等团队推上国际舞台；开办国内第一座小剧场、第一份专业性艺文刊物、第一次露天音乐会、第一个大型国际艺术节等……。

全方位的艺术推广平台

这一张至今无人能及的辉煌成绩单，几乎见证了台湾近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新象如何在社会脉动、政府法令、群众观念、生活型态等环境条件的快速转变下，为艺术文化生态拓疆辟土，更说明新象和其他买卖节目的艺术经纪公司的不同。它是一个从制作、策划到推展，全方位的艺术推广平台，代表著台湾社会一股鲜活的文化力量，蕴含著丰厚多元的社会价值及人文思考，象征一个时代的鲜明印记。虽然，成就「第一」背后要付出的代价是新象多次的经营危机，卖房子、卖地、四处募款才得以弥补的数亿元亏损，以及三十年的操劳。

常有人以艺术家性格来形容新象创办人许博允，充满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做事总带著狂热、傻劲和冲劲，凭借独到的眼光和对潮流的敏感，完成许多的「第一」，但也因他蛮横莽撞的行事作风，缺乏理性风险评估的经营方法，不计成败、不问亏损地执著投入，让人争议。问他如何评估市场，他说这就像问音乐家这音乐是如何演奏出来的一样，常是不可说也说不清楚；人家拿没金钱观念这话折损他，他搬出「高中时数学和英文成绩一样好」反驳。市场，如果是门艺术，许博允靠的是专业直觉，但却不免失误，一如一九九七年「二王一后」惨赔上亿，也拿了个第一。

壮志豪情依旧在

近年艺文市场蓬勃发展，过去许多「第一」的光环逐渐褪色，优势不再，迈入而立之年的新象走得不如以往风光，前年更因为一场大手术，让许博允计划将新象交棒给儿子许维城，而由许维城所一手引进的法国音乐剧，也确实在台发烧了好一阵子，为新象赚了不少钱，只是父子俩理念不同，接班一事也就未再被提起，问及此事，许博允淡淡地说：「他应该过比我更愉快的生活。」聊到今年一系列的演出，他说好多大节目都谈定了，只是碍于没场地可演，也许找到赞助，就在户外搭台，他兴致来了，点子奇想一个个蹦出来，说得比手划脚，口沫横飞，让人想到他的妻子樊曼侬曾说：「他没当外交官，是中华民国的损失！」来形容他做人的手段灵活、花样多端。只是听者不禁感慨，壮志豪情仍在，时不我予也。

Q：新象当初创办时，是如何定位的？

A：新象在一九七八年成立时，以「活动推展中心」为名，原始构想就是把所有因人文及自然而产生的活动皆包涵在内，其中更以艺术及运动为主轴。艺术活动的策划、制作及推展是新象的主要方向，我们介绍许多节目来台湾，也介绍艺术家到国际。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新象不是「经纪公司」，而是「推广」机构。从创作到观众之间有非常多工作，不是只有节目的「买」或「卖」；艺术经纪当然是环节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我们介绍节目、制作节目，也把台湾艺术家介绍到国外。换句话说，新象是一个桥梁，连结国内外的艺术家和观众。新象也不断在突破，引进一些创新的演出，不像其它经纪公司，有的只是将艺术活动当商业行为，有的则沦为国外公司在台湾的影子公司，执行一些艺术买办、代工的业务。

Q：新象引进或制作的节目，是怎么挑选的？

A：台湾是个小岛，但台湾人民的视野不能小，因此，新象多年来引进各类艺术活动，使人民眼光可以和世界艺术同步脉动。其中，我以古今未来的时间轴为经、中外南北的文化地域分野为纬，区分为亚洲、波里尼西亚、南美洲、加勒比海、北美、西欧、东欧、苏联、中亚里海、非洲、本土等不同文化，在国际上我们已经和一百个以上的国家交流，从种族区分更超过两百种族以上，很多是相当具有指标性和开创性的。例如一九八六年，非洲塞内加尔国家舞蹈团来台时，我们突破社会和法令禁忌，顺利让他们上空演出；一九八九年，我们邀请了捷克布拉格交响乐团来台，这是第一个成功来台演出的共产国家艺术团体，让「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苏联瓦解前，我们举办了最后一次的「苏联艺术节」；一九八三年，罗斯托波维奇指挥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台北演出时现场同步卫星实况转播，传送回美国四百多个电视网播出。另外，我们办过三十六个艺术节，也成功让云门舞集、兰陵剧坊、汉唐乐府、表演工作坊、当代传奇以及一些艺术家站上国际舞台，都是Free charge的。

Q：引进这些开创性的节目，你怎么考虑市场的接受度？

A：我记得第一次邀请马歇马叟来台湾的时候，有人跟我说：「那种不讲话的哑巴戏，会有人想看吗？」结果演出场场爆满；我把印度甘美朗音乐带到台湾，所有前辈、学西洋音乐都说：「连巴赫、贝多芬都没人听了，印度音乐会有人听吗？」结果还是爆满。所以我常说：「台湾人不是你所想像的。」台湾人潜在有很多可能性，有时候你认为最高雅最难以亲近的，他们反而接受，你认为最烂最俗气的，他们也可能会喜欢。你问我如何评估市场，就像你问罗斯托波维奇、问海飞兹他们的音乐是怎么拉出来的一样，市场就是种艺术，不可说也很难说清楚。

Q：新象三十年来，面临几次财务危机，是怎么走过来的？

A：第一届国际艺术节赔了六百万，但我们办了一百六十九场，平均一场赔三万五千块，这样算下来并不多。「二王一后」是赔最惨的一次，光一个演出就赔了上亿，那时候我卖了本来要用来当新象办公室的房子，四处去向朋友磕头、募款；不过「二王一后」的场面，即使不能说「空前绝后」，但至少以后不容易被打破，那个现场非常感人。新象都是从小的事件去累积去大的能量，累积社会认同，三十年来，不可能单一演出就让我们垮掉，很多无形的价值可以弥补有形的损失，那个能量是会发挥出来，而且永远存在人心的。当然，「铁打的身体也需要睡觉」，没有永远不睡觉的人，而且休息是最好的疗伤，赔钱本来就是会受伤，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Q：有人说艺术家不适合当经营者，你同意吗？

A：经营是需要创作力的，没有创作力的能只会墨守成规，现在能站在高位的人，像郭台铭、王永庆、比尔．盖兹，都是很有创造力的人。

Q：三十年来，怎么看台湾艺文环境的转变？

A：我觉得有进步有退步，进步的是资讯流通速度变快了，但是深度上却变肤浅了，这点以媒体最明显。而且，掌政者没进步，一直没把文化生活当做人民的主流生活，把政治Power和金钱摆前面，这和算命的人说法一样：「你会富贵喔！赚大钱喔！」但是人类和动物最大的不同，不就是人类有文化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