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相较于上一个世纪八○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戒严令松绑前后，社会力解放，小剧场人才辈出，作品与社会同步脉动，创作力大鸣大放的繁花盛况；九○年代迄今的小剧场显得「安静」许多，出身学运世代的创作者转而投入剧场美学与形式的内省探索，年轻一辈的创作者则没有传统的包袱，不受国族意识、历史记忆或殖民主义等大论述所束缚，趋向关注微观的、日常生活的、感官的个人经验。更无法忽视的现实是，面对资本化、全球化的消费市场，文创产业的口号漫天价响，连剧场也成为生产性、消费性的商品，还有多少人能继续在小剧场，发出最生猛犀利的批判力道？新生代的创作者，又如何思考自身与社会的关系？

再一次拒绝长大  思辨中寻求在社会中立足方式

作为台湾左倾剧团最年轻的一支，再拒剧团编导黄思农认同八○年代以降存在于剧场的革命图腾，却也否认这是自己从事剧场的必然理由。不同于一般人对七年级生的刻板印象，黄思农说，因为家庭教育的关系，他从小被训练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质疑学校课堂不经大脑反应就强迫吸收的知识，教科书以外的世界更能引起他的兴趣。因为提问与思辨之必要且理所当然，所以，再拒剧团的全名「再一次拒绝长大剧团」，「拒绝」并非「接受」的反面，而是接受了什么，又拒绝了什么，从反复自我诘问中，寻求在社会中立足的方式，以及在生活中实践个体自由与责任所选择的态度。「因为不断拒绝，所以可以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永远新生，就像尼采所说的『自我毁灭』，必须透过破除什么东西不是你的，再找到什么东西是你的。」

剧场，是黄思农选择与世界对话的媒介，而创作，则是一种论述当下的过程。在过程中，黄思农企图探索这一代年轻人在台湾社会，文化与阶级的角色与处境，从每个微小细节中找寻自己的座标。不同于上个世代的剧场工作者，对他而言，革命不再是轰轰烈烈地抛头颅，洒热血，或是上街呼喊「无产阶级万岁」，革命是日常生活的反抗实践，而在看似驳杂、分裂、多元的社会里，黄思农认为，沉默更能让人感受到力量，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沉默，而是一种革命前夕的暖身，潜蕴喧嚣风暴的迎战姿态。一如他在网志上所引述的鲁迅《野草》题辞：「当我沉默著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黑盒子之外，黄思农出入乐生疗养院、左翼帐篷剧场，同时也活动于台北国际诗歌节、太平洋诗歌节、东海岸音乐季，二胡、吉他、效果器是他的武器。黄思农说，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名创作者，而不是一个社会运动者，只是透过创作去反刍、回应当下社会发生的事情。二○○五年，民进党二度执政，深绿崛起，蓝绿对立变得非常严重，很多人开始不相信政治，在那个时空之下，他以陈克华的诗为文本，发表作品《咒》，对国族本位主义和法西斯情感提出强烈批判，以诗作中施虐和被虐的意象，比喻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我关心的是广义的政治，也就是众人之事。」同年十一月，剧团受邀台北诗歌节的开幕演出《岛屿》，借由诗人许悔之、向阳、叶觅觅的作品，探索人民的集体记忆与失忆，如何面对白色恐怖的历史经验。

有意识地站在边缘位置  不断地质疑与创作

二○○七年，在四四南村与多位独立乐手合作演出摇滚音乐剧《沉默的左手》，则从高捷泰劳暴动、法国右翼抬头下的种族隔离与反抗运动等社会事件及东南亚新移民在台处境，反思资本机器、阶级剥削等台湾社会问题。「这出戏起草于二○○五年圣诞节前夕，当时巴黎爆发因穆斯林移民问题所引起震惊全球的抗争，同时期高雄捷运的北冈山机场工地里泰劳群起暴动，促使我们思考这其中的关联性。」黄思农强调：「我们没有也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帮外籍劳工和外籍配偶说他们的故事，这出戏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我只是想借由这个故事来说说『他者』的意义。」

「我有意识地站在边缘的位置，或者说我也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一群吧。」新作《美国梦工厂》从七年级生的角度出发，思索著：「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阶级？上一代又是在什么阶级中长大的？我们的价值观如何形成？如何受到影响？新世代该如何对抗单一的社会价值与期望，走出不一样的路？」黄思农说：「上一代被美国物质文明影响，这一代物质充裕许多，但不代表他们没有被上一代的美国梦所影响。这个社会表面上看来众声喧哗，但价值体系并没有因此变得多元，还是一个比较扁平的世界，大多数人盲目从众，缺乏自己真正的信仰。」

很多人批评七年级是没有梦想的一代，黄思农认为：「不管是飞特族、啃老族到烂草莓，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宁愿选择打工，也不愿去找正职工作。他们选择消极或积极地抵抗和逃避，并不是他们没有梦想，而是这个世界真的很烂，而且没有意义。与其追究为什么年轻人没有梦，不如问这个社会给这一代年轻人什么样的世界？」

不断质疑自己与世界的相对关系，黄思农将持续不断地透过思考、创作，告诉每个走进剧场的人，面对一个机械而去人性的资本社会，觉醒与行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