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从未更多或更细地掌握客观现实或人生真相，他也及早地脱离了抽象性思维对于现象界之芸芸众生所框架出来的道德教诲，他花了更多的力气去控制自己对道德或宗教问题的执迷，于是，他才能看见卑微小人物之所以卑微的原因，以及高贵的学问家堕落于「议论过于丰富」的底细。
十多年前我曾经针对「谵妄与执迷」这个题目写过一篇关于契诃夫小说的文字，大体而言，是在整理契诃夫如何与托尔斯泰分道扬镳的过程，尤其是关于创作本质的认知。直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更多的发现，只能把先前的意见再表述一遍。
从创作的原初点 超越了「谴责」态度
托尔斯泰在评论契诃夫的〈可爱的女人〉的时候，曾经引用《旧约．民数记》里摩押国王巴勒礼聘先知巴兰诅咒那些进犯边境的以色列人，巴兰受到酬劳的诱惑，应允了这个任务，但是在登上祭坛之后，巴兰并没有诅咒以色列人，反而祝福了他们，巴勒责问他的行为，他只能说：「耶和华让我传达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达吗？」巴勒只得换个地方请巴兰继续诅咒，然而结果还是一样，如是者三。巴兰当然没有得到他的礼物，而巴勒王也不得遂行所愿消灭以色列人。
托尔斯泰用这个故事作了反向的譬喻；他认为契诃夫原本想要「谴责」〈可爱的女人〉里的女主人翁欧莲卡，不意却以小说「赞美」了她。就像托尔斯泰自己学骑自行车的一次经验，在「足够容纳一整队士兵在里头操演的大厅里」，明明想要避开一位看书的小姐，却不可控制地还是撞上了她。这样鲜活的譬喻，对于难以自拔地同情起笔下想要讽刺的角色的作家来说，可能是精妙的写照，但是用之以状述契诃夫，却不一定恰切。
在我心目中的契诃夫，反倒是从创作的原初点上，就超越了「谴责」这个态度。契诃夫式的写实主义和托尔斯泰式的写实主义有一个基本的分野：契诃夫从未更多或更细地掌握客观现实或人生真相，他也及早地脱离了抽象性思维对于现象界之芸芸众生所框架出来的道德教诲，他花了更多的力气去控制自己对道德或宗教问题的执迷，于是，他才能看见卑微小人物之所以卑微的原因，以及高贵的学问家堕落于「议论过于丰富」的底细。
深度就在表面 谴责空论的自己
在十多年前的那篇文字里——基于篇幅有限的缘故——我没有提到〈黑衣僧〉，这一直是个小小的遗憾。〈黑衣僧〉里的柯甫伦痛苦地疯了。在仍然保有健康和理智的时候，他勉强还能够面对他的疯狂──一个穿著黑色僧袍、白发黑眉的老者；他知道这黑衣僧「是」他的幻觉，也欣然地与这「幻觉」（死亡、智慧、神、魔鬼、哲学……的象征）共处。到了狂病的末期，他只能在笔记本上写些作品的小纲要，那些纲要「带领他进入对空虚世界的臆测」。我们会问：那是些什么样的臆测呢？答案从未出现，我们只知道这些笔记与主人翁柯甫伦的「克里米亚之行」有关；相应于作者契诃夫的经历，我们很容易想像：小说中的克里米亚应该就是库页岛的影射。一八九一年，契诃夫完成了他的库页岛之旅，顿悟到一厢情愿的同情与一视同仁的博爱只是空虚的高调和妄想，而且，契诃夫沉痛地告诉我们：「在俄国，事实过于贫乏而议论过于丰富」。
让我们在这个启蒙点上回到小说。柯甫伦即将走完他逐渐疯狂的人生，他既不能成为思想家，也没能好好地维持住一段平凡幸福的婚姻，就在这一刻，他骤然间听到了有人拉小提琴，以及两个女人在唱一首他很熟悉、却淡忘已久的歌。歌的内容是述说一位年轻姑娘得了爱幻想的狂疾，晚上在花园里听见神秘的声音，还能从中听出凡人不可能理解的神圣与和谐……黑衣僧此时再度浮现，指责柯甫伦浪掷生命，没有追求永恒的真理，辜负了上帝所赐予的天才，诸如此类。
这是什么意思呢？契诃夫只揭露了一点点，就像黑衣僧从未解答「永恒的真理是什么」。像契诃夫这样的小说家如果有任何谴责之意的话，只是针对那个试图放声议论、徒托空言的自己而发出。他所寓言的真相是：深度就在表面。感动不能玄思以致，一如所有打动过我们的歌儿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