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在九月访台演出的《共同境地》，找了五位在前南斯拉夫种族相残下劫后余生、后在柏林安身立命的演员，让战争的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后人，一同回到故乡，寻找共同的历史记忆。身为以色列人、定居德国创作的导演雅叶．洛能，为什么选择这个与她出身背景距离遥远的题材？趁此机会，本刊专访这位当红导演，请她一谈其剧场创作理念与《共同境地》的工作过程。
Q：哪些人对您的戏剧风格与手法有深远的影响呢？
A：我出生在戏剧家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我父亲，还有其他的以色列导演，也将我带向政治剧场的道路。当我小时候，读彼得．布鲁克的书也给我极深的印象，因此，不断处于进行式的工作方式，以及政治剧场的概念总是十分吸引著我。
Q：为何您偏爱自传体的记录手法来叙述故事呢？
A：其实，我并没有老是做记录性戏剧，不过，最近这几年，我发现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在这当中探索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线。当你不知道你在舞台上所看到的，到底是真的，还是虚构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剧场才比较能够证实它的存在价值，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电视、电影比剧场更会说故事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观众的感觉与在舞台上某些人的交汇，就变得更重要。因此，我认为，这是个能够真正去处理何幻何真问题的强大工具。近来，这类手法在电视也开始风行，我很喜欢。其实在九○年代Garry Shandling与Larry David（美国喜剧演员）就开始做一系列这类的喜剧，让你分不清，是真实记录，还是做戏，不知道有多少成分是演出者真实的自己，这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Q：九○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已是过去式了，又跟以色列、与你个人的背景毫不相干，是什么驱使你选做这个题材呢？
A：自从我做了很多与我个人背景相关、探索对立群体之间文化冲突的戏之后，我想要将这个构思延伸到我个人背景以外的地方。我认为，南斯拉夫战争属于近代战争中最暴力的一个。它才一终结，人们就马上停止讨论它，也不再意识到它曾发生过。尤其，在讨论战争与难民的现下，我们想去审视，对经历过一场毁灭性战争的人而言，沦为难民意味著什么呢？即使劫后余生多年，什么是他们到现在还背负的伤口与包袱呢？
Q：为何舍中东难民，而诉诸前南斯拉夫的难民呢？
A：当我们开始这个计划时，中东难民肯定不是个话题，因为它是个老问题。但对我而言，由于我的背景，难民一直都是关系重大的题材。我认为，它是个十分有趣的测试案例（test case），因为，前南斯拉夫的移民在柏林是第二大移民团体，仅次于土耳其，对柏林有一定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人们却没全然意识到他们自己所承载的故事，当初战争对立的两方在柏林比邻而居，这意味著什么呢？我想去探察一场强行分开种族的措施会导致什么下场，对我而言，这个例子特别重要，因为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中，类似这样的解决方案不断地被提出。我想看看，这个国家在这过程中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多年后回到祖国，面对同样的种族冲突，又会有什么感觉。全世界的人都以为这场战争已经结束，然而，对生活在那里的人而言，战争不过是转移到人们的脑袋里罢了！紧张的局势与问题，并没有因为被强迫签下的和平条约而消失。
Q：您只探究战争的后果，不探究战争的原因吗？
A：不，因为探究战争的原因会让你卷入一堆政治问题，而每个人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遇到愈多专家，就会听到愈多不同的版本，解释这是什么战争、谁先开始的等等，为了避免踩到地雷、或被人利用做政治宣传工具，我们压根儿没去碰这个问题。
Q：在七个演员当中，有五个是前南斯拉夫的难民，然而，除了Vernessa以外，四位演员当时年纪都还小，根本不记得这场战争，或者说，没有真正经历到，为何您不找真正的时代目击者呢？
A：这对我们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的焦点是放在战争的余波，而不是为战争做任何见证。这出戏要问的，沦为难民意味著什么？我的意思是，他们当初都还是孩子，但他们的人生受到战争的冲击。有趣的是，当你初次看到他们，听他们说话时，你根本认不出他们是有移民背景的，他们完全融入了德国的社会，成了道道地地的德国人，你可将他们视为难民受同化的最佳典范。即便如此，他们身上依旧背负著这段历史。尽管，在战后他们完全脱离了政治宣传的影响，但当他们回到波西米亚时，却发现当初被灌输的政治目的与政治叙述，早已经成了他们的一部分，使他们陷入很有趣的内在冲突，得不断自问，这到底是不是我的故事？我认为，他们比较能够跟德国观众接轨，因为他们看起来是完美的德国人，却偏偏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Q：您与演员一同去了波西米亚做了寻根之旅，为何这五天的旅程是必要的呢？
A：它并没必要，但我们想，这会是个好的开始，让演员能够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当我们出发时，我们只知道主题是什么，根本没有想到要把它放到戏里去。后来，我觉得这趟旅程张力十足，又有很多有趣的事发生，才想说，不如把这出戏做成是这趟旅程的记录。所以，原本的构想其实只是把它当背景之旅而已。
Q：在这出戏里，有两位演员，一个来自以色列，另一个是德国人，他们跟这个主题、背景并不相干，为何还是请他们加入演出呢？
A：这有两个因素，在之前关于巴勒斯坦、以色列与德国的《第三代》一剧中，这两位演员就跟我合作过了，我很喜欢他们，同时我想，加入局外人的视角，会更有意思，尤其他们的背景，可以与其他人共同分享血腥悲剧的历史。借此可以挑起有趣的共鸣，去看战争在记忆中所留下的烙印，谁是牺牲者，谁是始作俑者？让整个讨论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上。
Q：当时德国与北约组织越过联合国安理会，擅自打著「和平出兵」（peacekeeping operation）的旗帜武力介入，在德国受到强烈的抨击，我很纳闷，为何这么重大的话题被排除在外呢？
A：在这趟旅程中，我们的确也很热烈地讨论了这个话题。我们并没有把它全然排除在外，透过Aleksandar Radenković 的故事，我们提了两次，就是当他赛尔维亚族的家人在北约的空袭下被炸死的时候，他人在德国，并且完全接收了德国媒体将自己族人描绘成杀人魔的刻板印象。就这两点，我们决定放入戏里。但我要说的是，伴随战争而来的政治议题是无止尽的。对我们而言，只有涉及当事人的自传与个人的视角，才有重要性。因为我们无意做政治回顾，看当时有什么重要议题，而是去看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承载著什么样的历史包袱。
Q：我之所以会有此问，是因为德国演员在戏中，居然没有触碰这个议题，完全置身事外，宛如德国跟科索沃战争无关似的。不过，赛尔维亚族演员Aleksandar让我最惊异的一点是，他明明是无辜的，却觉得自己有罪，有罪恶感似乎不需要有犯罪的事实，您在此探索的是剧场能够勾起什么无缘由的感觉，还是想模糊掉牺牲者与犯罪者之间的界线？
A：我想，他的感觉是很真实的，这趟旅程让Aleksandar觉得自己要接受一段他并没有参与的历史故事，要有罪恶感。我想这点很能让德国观众产生共鸣，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之后的德国第二代人，还会有罪恶感，但到第三代就很少了。这是我们在《第三代》一剧中已经探讨过的，但我想，在这出戏里再提一次，还是会很有意思的。
Q：您的戏充满幽默与感性，令人感动不已，德国媒体多赞不绝口，声称有心理治疗作用，治疗的对象是谁呢？
A：心理层面自然针对的是演员，在某种程度上，我努力为演员创造一个治疗过程。而我们从中学到的是，当它在演员身上生效的时候，也会在观众身上奏效。
Q：您总是选爆炸性的政治或文化冲突为题材，然而，您曾表示，自己不是个行动主义者，既然如此，您有意图在政治上做出什么贡献吗？像是和事佬或和平天使之类的？
A：不，我不想欺骗自己说，做政治剧场就可以起到什么效应。但我想在小范围里，也就是我所合作的小团队中，冲突是能够被化解掉的，戏剧有它神奇的魔力，而这种诉诸感情的效果也会感染到看戏的观众，然而要说对真实生活能够起到直接的影响，我不知道，也无法估量。有些人会说，会改变某些意识，但我很怀疑，不是说这不会发生，只是我是个切实际的人。
Q：您的《共同境地》即将到台湾演出，未来您是否有兴趣与任何的亚洲演员或剧团合作呢？
A：我会十分兴奋的！当我的《第三代》在东京演出时，我很惊讶，为何他们会对这个关于巴勒斯坦、以色列与德国的自传体题材感兴趣，然后，当中有人跟我说：「因为，它跟我们与中国人及韩国人的关系非常相像。」我得说，我至今只去过一次日本，一次韩国，对那边的政治局势我也只有从报纸上得知。我强烈地感觉到，在远东那是另一个与欧洲平行发展的文化与历史，这打破了我西方人的文化中心思想。我倒不是真的是视自己为世界中心的欧洲人，但我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太大，因此，当我发现在那儿并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们有同样的文化经历与认知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对亚洲的文化、历史与政治，是多么的无知！譬如，我对中国、韩国与日本的文化三角关系，所知甚少，我觉得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