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许多国际演出与跨文化制作经验的王景生，对家乡新加坡的表演艺术发展，有著爱深责切的情感。不讳言在政治与社会环境的限制下，新加坡艺术家面对严峻的挑战，而在多种族的国度，他认为：「创作的关键不再是族群、语言，而是公民意识。一旦我们具备相同理念的公民意识，我们就有了共通的语言。」他表示，现今艺术创作代表了「抵抗」的精神，「要是政府对我们的控制逐渐紧缩，艺术家就能产生更强烈的抵抗，绝境逢生。非得如此不可。」
藉著来台评审台新艺术奖的机会，本刊访问到今年即将卸任的新加坡艺术节（SIFA）总监王景生，听他分享他眼中的新加坡表演艺术。虽然谈话中王景生不断开玩笑地感叹：「我会不会太悲观。」但在残酷的现实处境中，依然展现属于艺术的强韧信念，更持续探问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
Q：是否可请你回想一下，二○一三年从纽约返回新加坡接掌艺术节时，新加坡的表演艺术发展是什么样貌？这几年又有什么变化？
A：新加坡的表演艺术一直处在前进又后退、不断起伏的状态中。这几年对我而言，算是一种退步。让我回溯一下，自一九八○年代后期到二○○○年初期，表演艺术在新加坡是很蓬勃发展的，充满活力冲劲，许多跨文化、跨领域合作都在这时期发生，剧场也自写实表演走向肢体意象。但到了二○○五年左右，先前的实验冲撞又反弹回写实表演、以文本为主的走向，再度向主流剧场靠拢。
我想，这大概是当时社会弥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经济挂帅，也让剧场变成商业、娱乐取向。观众同时也期望剧场能像电视产业一样，带进影视明星、演出容易理解的通俗剧等。当然也有些艺术家（注1）持续探索新的创作形式，但他们像是单打独斗的个案，整体的状况其实是持续僵化的。我这两年也不断感叹当年那些充满冲劲的表演形式，怎么到了现在又只剩下过度产业化的主流剧场。
Q：我们提到新加坡表演艺术时，第一印象都是依附著政府补助的审查制度，是否可请你解释一下新加坡的补助、审查制度是怎么运作的？这也让我想到你刚提到的「产业化」，言下之意似乎觉得产业化造成负面影响，但在台湾不少人认为产业化能让表演艺术不致过度倚赖政府补助。回到新加坡的例子，产业化发展难道不能为创作者提供一条避开审查制度的路吗？
A：的确，新加坡的艺术补助来自新加坡艺术理事会（Singapore Arts Council），尽管没有明文写下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艺术家自己却也开始自我审查。在这里，艺术家相当擅长「中庸之道」（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没人敢去挑战极限。即便前阵子文化预算删减，艺术家态度也是：「不乐见，但也只能接受。」想想这蛮荒谬的，不满就说出来啊！不高兴又默默接受，才是最大的问题。但艺术家就接受了这样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你拿了国家赞助，就不能批判任何和政府有关的单位，包括医疗系统、公立医院等。这样艺术家还能批判什么？大概只能批判美国了。
新加坡太小了，网络紧密，控制容易。不像北京，中央权力再大，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依然可以躲藏。在这里，艺术家连脸书都被监控，艺术理事会一旦发现有人批评政府，就会要他们退回补助款，自然造成了人人自我审查的紧张氛围。有人说要有创作自由，艺术家就不要拿政府的钱，但我认为话不能这样说，这不是政府的钱，这是纳税人的钱，理应用在公共事务上，以艺术创作进行公众讨论，再合理不过。一方面，我认为政府在艺术补助上应该要更透明，开放大众检阅；另一方面，新加坡艺术家却也像是被驯养的宠物，就算门开了也无法在外面世界生存。
至于我刚提到的产业化，其实我也不是说产业化全然不好，只是我们期待的剧场功能是什么呢？观众同样也需要有批判思考，否则一昧从政府补助转到市场机制，怕会造成像川普那样的民粹反效果。要改变，不只在政府政策面，艺术家、观众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注2）。
Q：在这样高度仰赖政府补助的情况下，国家文化政策是否也主导了整体艺术创作的走向呢？
A：没错，像这几年政府一直在推动艺术和社区的关系，不管是剧场、舞蹈、音乐，都要能吸引一般大众兴趣，鼓励民众参与，于是不能太前卫、太抽象、太有批判性（万万不能鼓励民众批判思考）。我会认为政府目的是要打造一个没有个体性、拒绝思考的社会。他们把艺术当作讨好社群的工具，却不愿意让艺术激发个体独立。
同样，自社群发起的审查是很可怕的，有时候政府不需要自己监控，只要几个观众申诉，作品就会被检举。就算只是单一个案的「检举」，创作者也会因为恐惧而自动退让。这样的审查制度，让「艺术」变成营造表象和谐的美化工具。我们现在一直鼓励观众要站出来，如果你对单一个案的申诉检举不认同的话，那就要大声说出来，保持沉默只是拱手让出自己的公共话语权。我有时也觉得或许因为新加坡太小了，物价又太高了，生存不易，艺术家只能倚靠政府，反而让政府有机可乘，让艺术被政治利用。
Q：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是个多元族群的国家，你自己也一直从事跨文化剧场创作，让我好奇的是，在新加坡的表演艺术是否也促进了族群融合？借由艺术消弭差异？还是不同类型的创作依然吸引固定背景的观众？
A：我并不这样认为，即使现在愈来愈多演出会利用字幕，但族群间似乎还是各有喜好。在新加坡，各族群还是各自聚集，并不会真正混居，对于彼此文化的认识即使不算肤浅，也不会太深入。另外，我也认为现今创作的关键不再是族群、语言，而是公民意识。一旦我们具备相同理念的公民意识，我们就有了共通的语言。
相较于音乐或舞蹈，剧场的确在这方面走得比较远，更勇敢一点。而与主流的英语剧场相比，华语剧场更保有某种小众的自由度，或许因为非主流，更能实验点什么。（问：那马来语剧场呢？）马来语剧场的话又更复杂点，虽然它比华语剧场又更边缘，看似能避风头，拥有更多创作自由，但同时还得面对来自政治（华人掌权）、宗教（伊斯兰教）的限制。
Q：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如果我们都同意艺术创作反映了某种时代精神的话，你会用什么关键字来形容近十年的新加坡表演艺术呢？
A：现在艺术创作家在新加坡常被视为「麻烦制造者」，但我认为新加坡表演艺术反映了某种「抵抗」的时代精神，像是不愿再被牵著鼻子走的水牛，开始抵抗缰绳的控制，但还无法完全挣脱缰绳。所以很多政治人物都说艺术家是「麻烦制造者」，像传染病一样，他们希望艺术家闭上嘴巴，不要有这些批判思维。
我认为，现今艺术创作代表了「抵抗」的精神，但还不到「赋权（empowerment）」。对我而言，之后五年更为关键，要是政府对我们的控制逐渐紧缩，艺术家就能产生更强烈的抵抗，绝境逢生。非得如此不可。
注：
- 在此王景生总监提到以英语、马来语写作的剧作家Alfian Satt，见下文介绍。
- 在王景生任新加坡艺术节总监期间，曾不只一次接受访谈时提到观众对于剧场的责任，特别是观众不应把剧场当作免费的、理所当然的，认为艺术发展完全是政府的责任，这样反而会让政府更轻易地控制艺术创作。因篇幅关系，无法于本篇访谈详述此论点，可参考〈Outgoing SIFA Director Ong Keng Sen On Why the Public Should Be Paying For The Arts〉（sg.asia-city.com/events/news/outgoing-sifa-director-ong-keng-sen-why-public-should-be-paying-arts）与〈Ong Keng Sen 'Embarrassed' Talking about Singapore in Front of International Artist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ong-keng-sen-embarrassed-talking-about-singapore-in-front-of-int-8237640）
王景生推荐List
亚菲言（Alfian Satt）
一九七七年生，以英语、马来语写作的新生代新加坡诗人、剧作家，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同受瞩目，作品多探讨新加坡社会之种族与族群议题，也曾翻译多部郭宝昆作品为马来语演出。剧中对于双语的掌握，令人想起郭宝昆当年在剧场的实验，也为新加坡的剧本文本发展提出了新的可能。十九岁时发表首部剧作，知名作品包括《亚洲男孩》Asian Boys三部曲、The Optic Trilogy、Cook a Pot of Curry等。长期与关注华人主流社会中少数族群处境的马来剧团 Teater Ekamatra合作，现为 W!LD RICE 剧团艺术总监。
郭奕麟（Daniel Kok）
舞者与独立编舞家，出生于新加坡，现居柏林，二○○八年新加坡年轻艺术家奖（Singapore Young Artist Award）得主，曾巡回亚洲、欧洲、澳洲、西非、美国等地演出。知名作品包括Q&A （2009）, Planet Romeo （2011）、Cheerleader of Europe （2014）、ALPHA （2014）、PIIGS （2015）与 Bunny （2016） ，以多重形式表现表演艺术之观看政治。
新加坡艺术节（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the O.P.E.N.）
提到自二○一四年起担任总监的新加坡艺术节，王景生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示：「在这里，有独立思考、有想法的艺术家大部分都出国，不回来了，政府也乐见他们留在国外，于是身为艺术节总监，我努力集结国内外不甘于『中庸之道』的创作者们，让观众知道『艺术还能是什么』。」作为艺术节前导性质的the O.P.E.N.则由多年伙伴Noorlinah Mohamed担任总监，除了大胆实验各种形式、展演方式，挑战观众对于艺术之既定印象外，也刻意和政府领导的文化政策唱反调，例如在艺术节推出的O.P.E.N. Kitchen节目，以烹饪营造小团体亲密感，以反驳政府消费艺术、推动大规模社区参与的数字思维。
人物小档案
- 1963年生于新加坡，纽约大学狄徐艺术学院（Tisch Schools）表演研究硕士（跨文化表演），傅尔布莱特学者。
- 担任剧场与电影导演，1985年创立英语剧场「剧艺工作坊」（TheatreWorks），致力于跨文化制作。
- 首位国家艺术理事会青年艺术家奖（1992）及文化奖章（2003）的双重得主，其2010年的亚洲当代展演，让他获得享负盛名的福冈亚洲文化奖。
- 创作曾于全球各地演出且广获好评，包含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巴黎戏剧院、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柏林世界文化中心（1999）、丹麦哈姆雷特城堡莎士比亚戏剧节、维也纳舞蹈中心、鹿特丹剧院、罗马欧陆艺术节、东京茧剧院、伊斯坦堡当代舞蹈表演国际艺术节、里约热内卢全景国际艺术节和澳洲阿得莱德艺术节。
- 担任2014至2017年四届新加坡国际艺术节（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SIFA）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