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聊起读剧在剧场中的意义，许正平认为，得先谈谈过去10几年来「编剧」在台湾社会中角色的转变。

「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台湾剧作家的位置很尴尬。」许正平说。

他讲尴尬，甚至有点客气。有段时间，台湾的表演艺术环境盛行后现代主义的风气，推崇排练场的即兴创作，排斥语言、排斥故事，「有一个老师曾经在上课的时候直接说：北艺大的戏剧创作组可以废掉了。」

偏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求学探索，他却能执意在各种语言的尝试中，玩转出另一种剧本的风格语调，一次又一次站稳自己的脚步。在此过程当中，便是透过读剧让他明白剧本语言的多样性。

加入读剧思维，《爱情生活》赋予灵魂

事实上，许正平是先在文字领域站稳脚步，才尝试往表演艺术探索的人。

中文系毕业，当时的他是各大文学奖的常胜军，而后转往剧本创作，也多是在思考文学的语汇如何剧场做结合。

然而剧本毕竟与散文、小说不同，剧本的终点仍得是声音画面与空间的交融，是集体的展现而非个体语言的发生。无奈多数时候，编剧与剧本的关系都像是一人的职场，许正平就读研究所时期写的《爱情生活》就是如此，他渴望捕捉爱情的生灭，然而冗长琐碎对话，写到最后让他烦腻无比，闷著头写完，自认不是能搬演的作品，原以为这个剧本就将一直被封印著了。

直到2003年临界点剧象录剧团，举办了为期两个周末的读剧嘉年华。

「当时广邀了30几位编剧的作品，进行一场密集的读剧演出。当知道这个剧本有机会以这样的形式发表时，我就想著，可以怎么把《爱情生活》写得『很好听』？」许正平说。

他首先修改直线的抛接对白，打破第四面墙让演员肩负叙事的功能、以角色评论角色，让舞台指示的功能性也成为推动故事的一个环节。

许正平惊喜地发现：「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如何平衡文学语言跟对白的顺畅性。文学性的语言很难让人讲出来，在剧场中这些台词能够如何实践？真的是到读剧之后，我才明白不需要等到正式演出，这些问题都会在这个阶段知道能够被如何修正、处理。」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掌声能假装，然而现场的骚动无法掩饰

2013年阮剧团的「剧本农场」计划诞生，许正平被选为第一届参与的剧作家之一。此计划的核心概念乃邀请剧作家驻村嘉义，为期1年的时间孵育剧本。在那个年代其实是一种非常大胆的事情，开始有团队真正重视剧本文字，将剧作家的位置高举，也因而从中诞生的无数佳作。

许正平的《水中之屋》便是在彼时完成。

「剧本农场」的价值在于，它并不只是提供写作环境，更提供读剧的舞台。所有剧作家在计划的终点，都是得进行一场公开读剧。

许正平回忆：「其实在公开之前，我们会先进行一场内部读剧。当下就可以感受到哪些地方不对劲，可以如何改写。事实上，在内部读剧结束以后，整个剧本的结构重新打掉重来都是很常见的事情。进入到公开读剧阶段时，照理说剧本完成度应该要达到八、九成了，你接下来要审视的就是观众的回馈是否如预期。」

读剧，并不只是演员声音的展现，同时，也是剧作家第一次感受观众呼吸的珍贵时刻。

许正平说，演后的掌声或许能够假装，但是读剧现场的骚动无法掩饰。

「这个例子，以今年刚完成读剧的《换／幻妻》来说，应该最准确。」许正平说，读剧前的他经常忐忑不安，不确定剧本被观众接受的程度为何。而《换／幻妻》的不确定性，又来自导演对剧本加入诸多自己的诠释，幅度之大远远超越自己当初创作剧本的想像。然而，让他明白惊讶的地方在于，原先实验性很强的部分，都因为演员及负能量的身体表演、角色之间的特殊能量而快速地被观众所接收。

「此作在牯岭街小剧场行之有年的『为你朗读』系列活动中，首次对外的读剧发表。读剧导演在演出中对剧本加入诸多空间、身体和声响的诠释，抛弃惯性的对话念白节奏和写实表演，实验幅度之大，远远超越我当初创作剧本时对剧场表现的个人想像。」许正平说：「不过，也是透过这个作品，扩充了我对语言文字在剧场中如何作用的想像。读剧原来可以不只是将剧本『忠实』地介绍给观众，而是大胆地提出未来正式搬演时的诸多可能性，这对追求创作自由和突破的剧作家是很大的助益和启发。」

明白这件事情以后，我愈写愈自由

透过读剧，许正平愈来愈明白。编剧原来不是一己之事。

许正平教书的时候常举一个例子，是大卫．哈洛维（David Harrower）编剧的《黑鸟》。「每次给学生读这个本的时候，大家都说台词很难理解，断句的方式奇怪又不符文法，不是话没说完、就是不断重复某些对白，阻断读者对于文本的理解。」许正平说，然而，这样看起来断裂的剧本，往往是捕捉到日常最行云流水的剧本状态。

「我觉得在台湾，作为一个编剧在这方面的训练是很少的。我们习惯写流畅的语言，通常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让资讯完整而充分沟通。」许正平说：「但生活多是无法沟通、或者是言尽于此的状态，如果作品不跟著剧本的对白一起流动、不和角色的身体和场景里的生活一起感受到空间，那就很难创造出一个自然的剧本。」

多年以前，他亦曾经茫然不安，询问友人导演：「现在剧场的创作空间这么大，难道编剧只能负责把演员要讲的话写好就好吗？」原想能够被好好安慰，不料对方直接回答：「对，编剧的工作就是这样。」

那时候，他是很沮丧的，「以为编剧的功能被限缩了、位置被边缘了，当时我总想著，剧本为什么只能是一个即将被执行出来的、预设好的目的，而不能在过程中帮忙导演、设计开启他们的剧场想像呢？」

更多年以后，许正平才会明白，所谓「负责把演员要讲的话写好」，是一种自由。那意味著你不会被任何事情限制，你只管任何你想创作的对白，相信剧场，相信这里不会只有你一人。

「现在创作的时候，我愈来愈相信，剧本不会是一个目的性的作品。它不是一个大家一同筑起来的模型，而是蓝图，我能够借由语言开启更多的可能性。」许正平说。这份创作蓝图的意志，就是他能够继续写下去的理由。